《台北人》是共集结了六十年代白先勇创作的十四篇短篇小说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深具复杂性。它描写了台湾社会各阶层人物在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人生转变，展现了历史的兴衰以及人世沧桑感。
欧阳子先生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里曾经把《台北人》的主题归为：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以及生死之谜。我在此借用这三大主题对其进行浅析。《台北人》将“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交错融汇到十四个故事中，共同构成串联这十四个短篇的内层锁链。不管我们是一篇篇地抽出来看，还是将十四篇视为一个整体来欣赏，我们都能感受到“今”与“昔”对比之强烈。
就如欧阳子曾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台北人》中的“今”是衰老、腐朽、麻木、现实，而“昔”则是青春、荣耀、敏锐、理想。《台北人》的主要角色全是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而他们光荣的或难忘的过去，不但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有关，与传统社会文化有关，最根本的是与他们个人之青春年华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原先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吴经理成了一个拥有一双烂眼睛的苍凉老人，原先含羞腼腆的朱青却成了混迹于风流场上的“大姊”，原先英勇的台儿庄英雄赖鸣升却离开了他的“根”，只得过着台北的一个个新年，原先受众人追捧的将军夫人蓝田玉却在社交圈中日益衰落和黯淡……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台北人》中比比皆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未语泪先流”。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是世间最无可奈何的悲凉。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个人今昔之对比，更是家族，社会乃至于国家的今昔反差。正如白先勇先生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胜今昔之怆然感由此而生。
说到底，灵肉之争其实也就是今昔之比。“灵”是美好纯洁的爱情，是纯真无瑕的理想；而“肉”是残酷的现实和人的丑陋的性欲。《台北人》中，过去都是“灵肉合一”，是带着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和向往的。例如《一把青》中的郭轸和朱青，可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身为空军的郭轸在战场上身亡，由此，朱青的“灵”再也不复存在。又如《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来台多年，却一心一意地要和他少年时期在桂林恋爱过而留居大陆的罗家姑娘成亲，这一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有了它，他不在乎现实生活的骨感痛苦，因为他的“灵”把他的“肉”踩压控制着。然而，当现实之重棒击碎了理想，使他再也没有寸步余地攀住他那理想，“灵”立刻败亡，“肉”立刻大胜，于是他找了一个唯肉无灵的洗衣妇阿春，整日耽溺于性欲之发泄。但当他发现阿春在房里偷人，反被阿春“连撕带扯”咬掉大半个耳朵，他马上崩溃而死于“心脏麻痹”。卢先生之死，可以说是他的灵肉冲突引致的悲剧。《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和卢先生的故事基本上很相似。王雄是个男佣，之所以对丽儿如此痴恋是因为他要在丽儿身上捕捉“过去”。丽儿就像是与他少年时代在湖南乡下订了亲的“小妹仔”，一样的天真纯洁。如此，他在不自觉中取得了“灵”的胜利。这期间，“肉”也起来反抗，企图将王雄拉往相反的方向。那“肥壮”“肉颤颤”的下女喜妹，就是王雄体内的“肉”之象征，但“灵”的力量太强，“肉”完全抬不起头，却想伺机报复，这种灵与肉的对峙对敌，书中已有显现。如“舅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王雄一来便和她成了死对头，王雄每次一看见她就避得远远的，但是喜妹偏偏却又喜欢去撩拨他，每逢她逗得他红头赤脸的当儿，她就大乐起来。”与此同时，丽儿也在发生改变，不再符合凝滞于王雄心目中那十岁的“小妹子”之影像。而丽儿在实际生活上，开始脱离王雄。最后，当丽儿舍弃了王雄，也就是说，当“过去”舍弃了王雄，他的生活意义顿失，“灵”马上衰萎。剩下的，只是空空的肉体。但他那被践踏了的“灵”，哪里肯就此罢休？他最后对喜妹的施暴和自杀身亡，其实就是他的“灵”对“肉”之最后报复，最后胜利。
在这一切当中，时间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不论是今昔之比还是灵肉之争，最终都可以归结到时间。时间的流逝，本身就带有了一种悲凉的意味。“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无情的时间，永远不停留，永远向前流去。不论你是叱咤风云的将军，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不论你是风华绝代的仕女，或是下流社会的娼妓，到头来都是一样，只能受时间的支配，任时间将青春腐蚀，最终化成一堆灰烬。一切伟大功绩，一切荣华富贵，只能暂时存留，终归灭迹。所有欢笑，所有眼泪，所有喜悦，所有痛苦，到头来全是虚空一片，颇有种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生即是死，死即是生。他们的过去是“生”，现在是“死”，灵肉合一是“生”，灵肉分离是“死”。生死之谜下便是命运之感，无论是曾经真正为爱情付出过的金大班，还是顶着心里的压力站上舞台准备开嗓的蓝田玉，都在与现实斗争之后认定了命运的安排。但我认为这种所谓的“认命”，并不是纯粹的消极的意味，而是在努力过后对生活的适应与顺从。
曾经有人评价《台北人》时说“美到极致，便有些凄凉”。无可置疑，《台北人》的主题是美的，但这种“美”，是带有极重的的凄凉意味的。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以及生死之谜，都是文学创作的几大母题，更是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的几大问题。而在这三大主题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种宏大的孤独感。与有些作家所写的“个人的孤独”不同，白先勇的孤独是以宏大的时代背景为基础的，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的以及时间的孤独和无奈。
孟子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过“知人论世”，要想更加深刻地理解《台北人》的意蕴，就要深入了解白先勇先生当时的写作背景。国共内战过后，国民党将领及其家属退居台湾，被困在一座“孤岛”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种属于飘零者的孤独感油然而生。不仅仅包含了个人的乡愁，更是整个“孤岛”对于曾经生活过的大陆的“乡愁”。蒋勋先生曾经说过，“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若只是寂寞，便显得太过单调和庸俗，而孤独不同，孤独是有一种精神和文化寄托在其中的，即文化乡愁。就拿《游园惊梦》来说，其中的“小乡愁”就不用多加赘述了，主要是找寻其中的“文化乡愁”。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是丝绸、昆曲、花雕。钱夫人“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么细致，那么柔熟？”“台湾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陆的那么醇厚，饮下去终究有点割喉。虽说花雕容易发散，饮急了，后劲才凶呢。”究根到底，丝绸、昆曲以及绍兴花雕都是大陆文化的具体象征。这是一种文化认同，是对大陆的“根”的认同。而《台北人》中所有的孤独、所有的精神饥渴，都是根植在这一种文化认同里面的。
“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若仅仅只是为了表现孤独而写孤独，我想《台北人》也不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读者通过阅读体味不同的孤独，获得丰富而又多层次的人生体验，孤独之后的那种“饱满”才得以展现。
余光中先生曾评价说，“白先勇是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他的作品最具历史感。”无论是《台北人》还是《纽约客》，白先勇先生都以其悲天悯人的广阔胸怀以及其对生命的独特体验达到了文学情怀的最高境界。而这“世纪性的文化乡愁”也将在时间长河中留下一道浓墨重彩的痕迹。
（一审编辑 刘雅萍）
（二审编辑 陈芳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