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韩愈生逢乱世，一生遭遇几多坎坷与磨难，但是正因如此他才获得了独特而深刻的情感生命体验，在饱经挫折与风霜之后仍然能保持着自己的那一份初心和本愿，没有因为命运弄人而自怨自艾、退居幕后，而是“坚守阵地”，凭借自身的独特生命体验并结合社会现实，撰文书写，抒发自身心中的怀才不遇、一身抱负无处施展的愤懑不平之气，感怀坎坷悲惨的人生际遇，同时也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了挽救社会与国家危机的种种方案，韩愈的文章也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富有自身鲜明特色和个人风格的审美范式。

关键词：韩愈，散文，生命体验，个人风格

一、韩愈出入世的“矛盾心理”中所内含的生命体验

（一）积极入世过程中的悲苦人生际遇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韩愈于公元768年生于长安的一个官宦世家，然而幼时父亲早逝，从此便与其兄韩会相依为命，自念是孤儿，他在《祭十二郎文》中写道：“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①]可以说，韩愈的幼年的孤苦伶俜的生活对他成长以后的性格塑造具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幼时已经经历过生离死别的悲愁与伤痛，他会愈加注重于自我才能的锻炼和远大志向的实现，以求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同时也让他对人生的本质看得更加透彻，对人生经历上的挫折与磨难能够用更加乐观积极的心态去对待，不至于碰见问题和困难就退缩而止步不前。《答崔立之书》中韩愈自述其考取进士的艰难之路：“仆见险不能止，动不得时，至于颠顿狼狈，失其所操持，困不知变，以至辱于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悯笑，天下之所背而驰者也”[②]，多次考取进士，屡试屡败，屡败屡试，韩愈没有因为频繁的失败而放弃入仕的想法和愿望。在遭受众人的冷嘲热讽的情况下，韩愈尽管在文章里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嘲讽说自己不识时务、身处困厄却仍旧不知变通。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自甘堕落，忘记自我初心与本愿。

韩愈从小便刻苦学儒，在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中成长，吸收领悟了大量关于儒家的思想和知识，对儒家思想有着自己坚定的执着和追求，希望将来在官场有所作为，施展自己一身的才华和抱负，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此，韩愈积极入世，苦心孤诣学习儒学，力求以科举考试中得进士而升入官场，谋取一官半职，得以让自己有施展才华和抱负的空间，他在《答崔立之书》中写道：“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③]在《感二鸟赋》中也称自己“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于道，其闲居思念前古当今之故，亦仅志其一二大者焉。选举于有司，与百十人偕进退，曾不得名荐书，齿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④]可见，韩愈一直怀有读书当

官的想法，坚守着仕途之路；后在科举之路上几经波折，屡次失败，辗转流离，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任官后仍旧命运多舛，即使他才华横溢但却数次遭受被贬谪的苦难。即便如此，韩愈也没有忘记“奉官守儒”的家训，依旧顽强地不断地上书言事，力排众议，坚持己见，不畏权贵的打压和小人的谗言，在官场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游走。

然而，天不遂人愿，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经济政治上日渐陷入颓靡的形态，在当时混乱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战火纷飞，腐败横行，奸佞小人当道，民不聊生，时人皆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心中对社会的美好愿望图景遭到破灭，处于恍惚失意的情感状态，纷纷寄情于山水，向往归隐的田园生活，然而韩愈却没有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依旧对国家和社会抱有期许和希望，想要有所作为，在文学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主张复兴儒学、反对讲究声律、对偶、藻饰的骈俪文风，力求从文学思想上改造社会，挽救安史之乱后大厦将倾的唐王朝。

（二）落魄失意时借以疗愈的出世心态

韩愈一生坎坷多艰，患难不断，得宦、失意、被贬交织缠绕在他的人生道路之中。他曾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回忆自己二十余年来的情形说：“愈少鄙铭，于时事都不通晓，家贫不足以自适，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功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成。”[⑤]在《感二鸟赋》中韩愈感叹自己“石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荣名于荐书。”[⑥]十年来到处奔走干谒，没有安定的居处，甚至很少能吃上一顿饱饭，结果仍不能登名于推荐作官的书信之中。

奔走求官的命途中，不仅有物质上“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感二鸟赋》）[⑦]的匮乏和穷苦，忍饥挨饿，常常吃不饱饭，而且还有精神上“哀白日之不与吾谋兮，至今十年其犹初”（《复志赋》）[⑧]的不得志的折磨和压抑情绪，“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祭十二郎文》)[⑨]；“居悒悒之无解兮，独长思而永叹”(《复志赋》)[⑩]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未被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答张十一》)：“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开取日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八月十五赠张功曹》）。

心中的郁闷和忧愁日积月累逐渐膨胀，若是得不到有效的排解和释放，势必会让自身陷入郁郁而终的境地。于是，写诗撰文就成了韩愈排解忧愁与抒发满腹牢骚的有效发泄手段。像大多数文人一样，在仕途失意、怀才不遇、人生落魄潦倒之际，头脑中的道教思想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受其影响，文人们便会想要退居幕后、归隐田园，远离官场的污浊黑暗和世事纷扰，只有当自身不为功名利禄所烦扰忧心，才能够打开心中郁结，身心通畅愉快。韩愈即是如此，在日日蹉跎，事竟无成之后，他也曾吁叹“进既不获其志愿兮，退将遁而穷居”（《复志赋》）[11]；“昔颜氏之庶几兮，在隐约而平宽。固哲人之细事兮，夫子乃嗟叹其贤。恶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闵己赋》）[12]，评笺中晁补之云：“愈才高，数黜官，颇自伤其不遇，故云‘就水草以休息兮’云云。盖思古人静俟之义”，表现韩愈由于极度感伤自身悲惨境遇，一时不能自已，闷闷不乐，于是在《闵己赋》中黯然写下自己的失意之情，顾影自怜，舔舐伤口，“闵”即“闷”，闵己实则是书写自己的郁闷思绪，失败了太多次，也努力过太多次，韩愈却始终没能实现心中大志，多次遭遇打击和压迫，在这种情境下，似乎只有抱着归隐、听天由命的态度才能予心灵聊以慰藉和安抚了。

然而，韩愈求出世的“归隐之意”仅仅只是他愁肠满结时的一剂治愈心灵的良药，只是作为心灵的消遣罢了，并非真正想要归隐田园，从此不问世事，潇洒快活。这是由韩愈的个人性格造成的，他是一个受儒家思想主导的坚定的入世者。“在古代文学史上，被誉为隐者而长期远离官场闹市、隐身田园，并能自耕自足的文人，是较少的。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不计荣辱贫富，清心寡欲，怡然自得，是高洁之士的典型。而更多的文人都是像韩愈一般却是内心有归隐之意，心系田园山林，而身在市井宫廷，很难从根本上割舍红尘俗世，达到心随物外、物我相融的做人境界。”[1]

二、生命体验影响下的富有审美特色与个人风格的散文

韩愈的独特生命体验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韩愈一生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中唐五朝皇帝，其时社会动荡，政治腐败，韩愈结合自身的独特生命体验与社会现实，倡导古文运动，主张重建儒学传统，文以明道，韩愈的散文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极具其自身风格特色的独特审美风格和范式。从韩愈的散文中，我们能够窥见他个性独特的文学艺术追求和娴熟的表现技巧，可以说，韩愈把古典散文艺术推向了一个新高峰。

（一）“正义凛然，骨气奇高”的“刚强尚气”特色

苏轼在《湖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同样地，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也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然而就像孟子所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韩愈的文章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流转于字里行间的那一股浩然之气。

今人邓小军指出：“浩然之气，是由学养变化，融摄气质而来的气，即由道德人性所融摄的强烈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在作品中磅礴运行所产生的美感，即是浩然之气。”[2]韩愈为人正义凛然，慷慨大义，凡遭遇不平之事必不会忍气吞声，常常会仗义执言、不平则鸣，直白吐露个人内心观点和看法，毫不避讳和隐藏真实想法曲意迎合权贵，违背自身意愿。这种在作品行文过程中随意挥洒流露，刚正不阿，维护道德与人性正义的文气便是“浩然之气”。最能体现韩愈这种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人格特征的作品应该是《谏迎佛骨》一文，在表章中，韩愈洋洋洒洒列举了大量史实，说明佛教没有传入中国时，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国君高寿；佛教传入后，国家动乱相继出现，信佛的帝王在位时间短促。接着又历数了当时佛教蛊惑人心，挥霍资财的种种罪恶，力谏皇帝放弃迎佛骨。韩愈丝毫没有忌讳皇帝，而是真实反映自己的想法，言明佛教的危害，“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效仿,唯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谏迎佛骨》）[13]一心只是“欲为圣明除弊事”，因此，《谏迎佛骨》一文鲜明深刻地彰显了韩愈的“骨气”。

除了这种不畏强权，砥砺进谏之“气”，韩愈的文章中还充斥着敢为人先，殊死报国，渴望实现内心宏图大志与理想抱负的“进取之气”和“爱国之义”，时而忧国忧民，大胆抨击社会制度：“凡祸福吉凶之来，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祸为不幸，而小人得祸为恒；君子得福为恒，而小人得福为幸，以其所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则吉，小人则凶’者，不可也。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名声之善恶存乎人。”[[3]]时而慷慨激昂、掷地有声，极力赞美英勇就义的忠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张中丞传后叙》）。

（二）“重情重义，以情行文”的“铁血柔情”特色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有着源远流长的抒情传统特色。所抒之情代表着一种真诚性、坦率性，将内心所积郁的不平和感伤用文字艺术一一道出，达到个人情感宣泄和社会现实观照的效果和功能。文学作品的情感性是其感染人，实现社会交流功能的重要性质。韩愈则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抒情传统，他在主张“慷慨尚气”的同时，也重视个人情感的抒发，意即“不平则鸣，无所掩藏”。

关于“不平则鸣”的含义，有以钱钟书先生为代表的“不平静”之说,认为“不平”指的是情绪的波动，既包括自鸣不幸的忧愤抑郁，也包括鸣国家之盛的欢乐欣愉。钱钟书先生曾直言“韩愈在这里是两面兼顾的。”诚然如是，韩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感时伤世、忧国忧民，既对自身的不幸遭遇表示愤懑不平，更加深刻而具有社会意义的是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以及想要重建社会道德伦理的强烈愿望。

韩愈为人性情直爽，敏感多情，是一个情感丰富的感性之人。在韩愈的文章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韩愈如江河般奔腾汹涌、喷薄而出的情绪流露和态度表现，所谓“文如其人”，韩愈的文章就像他的为人一般，铁血柔情以如涓涓细流在字里行间肆意贯穿流淌，时而有感于世道不公，统治者不识人才而低回哀怨、郁闷惆怅：“出国门而东骛，触白日之隆景；时返顾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过潼关而坐息，窥黄流之奔猛；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惟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饰焉是逞。”（《感二鸟赋》）[14]；时而因痛失亲人而绝望哀鸣：“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天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祭十二郎文》）[15]

韩愈的这种行文风格和情感趣味“多多少少也与为人的老实有着联系。应该说，老实，作为一种手法，是散文之大忌。然而老实作为一种做人的品格，又是一个散文家必需的一个要素，不欺骗，真诚，不哗众取宠、不无病呻吟、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不花拳绣腿、不描眉画脸，有什么说什么，心里怎么想，笔下如何人说。”[[4]]提倡抒发真情实感，秉持真性情写作文章，是韩愈一生的独特追求，也是他内在生命体验的外在表现。

三、总结

韩愈是中唐文坛上的一颗独特而璀璨的明星，他的突出成就于其散文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充分体现。韩愈在官场上徘徊往复，韩愈个人所拥有的独特个人经历和生命体验给他的文章注入了鲜活旺盛的生命力，使他的文章形神合一，具有别具一格的审美风格和旨趣。他以其自身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行事方式，力排众议，大力提倡古文运动，批判整改甚嚣尘上的一味追求形式而抛弃内容的骈俪文风。韩愈的伟大之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面对当时文坛上日益僵化的文风、文体形式，韩愈挺身而出，倡导散文“求奇尚气、抒真情、明真理。”总体来说，韩愈的散文文体推陈出新，既有所传承又有所创新。“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韩愈不骄不躁，不自怨自艾，踏实专一地践行着自己的文学主张。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