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棋王》选择限知叙事视角进行叙述，构思不可谓不精巧、缜密、得当。从“我”的视角进行叙述，以“我”的心理进行思考，“我”的主观世界完成了自我突围，文章对于中华文化在世俗中追求高蹈的寻根主题也顺势显现。小说的主人公是王一生，可是进行思考的认知主体却是“我”，“我”也并没有被边缘化，而始终处于叙述的中心。

关键词：《棋王》；阿城；“我”；自我突围

1984年，阿城的《棋王》在《上海文学》一经发表，便在文坛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而这篇被誉为“寻根文学”之先声与扛鼎之作的小说，历来也受到众多读者和评论者的热烈讨论。

小说以“我”的视角，叙述主人公王一生对象棋的痴迷，从传统儒道民族文化中寻求精神力量，以求达到对当代生存困境的解脱和超越。这其中，王一生所呈现出的朴素中的狷傲，于平凡与现实中对于俗见凡俗的超越，毫无疑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们也同样应该注意到作者阿城，之所以选择限知视角“我”来展开叙述的良苦用心。本文将从文本出发，浅析《棋王》中“我”在与王一生等人的交往中如何进行思考，并最终实现自我突围，突出小说寻根主题的过程。同时，鉴于课上小组同学分享的“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边缘化”说法，谈谈自己未敢苟同的粗浅缘由。

一、 叙述目的规定限知视角的选择

“叙述视角的选择与恰当运用还关系到整个作品的价值生成。”[1]事实上，当作者选择一个故事，并于朦胧中找寻到故事所要表达的情感与阐发的理智时，叙述的最佳视角也就应运而生。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不同叙述视角，在推动故事情节不断展开的同时，也达成了自己想要的叙述目的，甚而能够辅助进行故事的调整。所以，《棋王》之所以选择“我”这个限知叙述者，也应该带有作者的精巧构思和深谋远虑。

有限知觉叙述者的感知能力和叙述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叙述者虽然以叙述行为人身份出现，甚至本身就是事件的参与者，有“戏剧化”色彩，但他更像是一位冷眼旁观者，他只向读者提供现象本身，不知道也不可能向读者叙述人物与事物，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以及现象之下的潜在内容。他比人物知道得更少，只能叙述人物的所见所闻，却不知道也不叙述人物的所思所想，不进人任何人物的意识领域。这是二十世纪新出现的叙述者类型。[2]“我”并不像是天赋异禀，一副高人模样的王一生，而只是“一个既能有机会与主人公接近，却又在智力上，想象上都近于常人（也就是说，近于读者）的人物”[3]。依靠这样的我的存在和我的自我突围，毫无疑问能够更好地引导读者进行作者所希望的相应的思考。

在“我”的身上，依稀可见作者阿城所投射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阿城1968年下乡，在山西——内蒙——云南辗转插队，后来在云南偶然遇上了被下放到云南劳动的范曾，在范曾帮助下，才紧巴巴到北京。在北京，他没有文凭，在编辑部是以工代干，在上层文化圈里更没有他立足之地；他搞过画展，搞过公司，都没有使他摆脱这种‘多余人’的角色。”[4]此时的阿城，似乎的确与“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5]的“我”颇有几分值得同命相怜的地方。我们可以大胆假设，此时“我”对于未来的方向、知识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的思考，未必不是作者当初苦闷的话题。所以，《棋王》中“我”对现实的感悟也不妨看作作者的一次自我精神剖析。

诚如阿城所说，“《棋王》里其实是两个世界，王一生是一个客观世界，我们不知道王一生在想甚么，我们只知道他在说甚么，在怎么动作，对于一些外物的反应。至于他在想甚么，就是作者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体会呢？另外一个就是我，‘我’就是一个主观世界，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客观世界跟主观世界的参照，小说结尾的时候我想这两个世界都完成了。”[6]他也说，“王一生的世界完成，我是一个客观世界，王一生从怎么喜欢下棋，到车轮大战赢了，他的事件完成，我们不知道他想甚么，但是大家从现象看那个事件完成了。还有第一人称我的主观世界，他也完成了。”[7]作者运用“我”带领读者对王一生的故事进行观摩和叹服，同时也潜移默化地运用“我”的自我突围，与读者一道，进行自我的追问与思考。在此意义上，王一生的结局似乎已经不显得十分重要，“我”的重生也更值得探讨。

二、 文本中“我”的自主思考

比起自幼生活贫寒，从而对“吃”有着异样执着的王一生，“我”虽然落到泥里，却还是保持着知识分子对精神高蹈的无限神往。在看到王一生吃饭时，“我”给他讲了《热爱生命》和《邦斯舅舅》两个故事，并在此过程中与他产生了分歧。王一生认为杰克·伦敦嘲笑饥饿，巴尔扎克的邦斯也不过是“馋”死的。而在“我”看来，“那根本不是个吃的故事，那是一个讲生命的故事。”[8]显然，此时的“我”还并不认可王一生所谓媳妇藏粮才算是“吃”的说法。相应的，“我”也不认为高蹈的精神根植于王一生那样近乎丑陋的“吃”。

在农场缺油时，“我”常与伙伴们精神会餐，“我又常想，呆子难道不馋？好上加好，固然是馋，其实饿时更馋。不馋，吃的本能不能发挥，也不得寄托。”[9]“馋”亦即不满足的渴望，是让人“吃”得更好的前提，“我”没有知足常乐。于是，“我”愿意提前将自己一个月的钱油全数领出来招待王一生和各位伙伴。无论是对食物还是高于食物的精神追求，“我”显然都比王一生看得更远，渴望得到的也更多。

所以，当“我”向王一生感慨“钱是不少，粮也多，没错儿，可没油哇。大锅菜吃得胃酸。主要是没什么玩儿的，没书，没电，没电影儿。去哪儿也不容易，老在这个沟儿里转，闷得无聊”[10]时，被王一生反驳“你呀，就是被读书害了。……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11]王一生的话让我后悔也泄气，却禁不住更多思考自己没能像王一生一样知足常乐的原因。“为什么就那么想看看随便一本什么书呢？电影儿这种东西，灯一亮就全醒过来了，图个什么呢？可我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说不清楚，但我大致觉出是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12]显然，如果说王一生在“吃”这一问题上更盼望被满足的是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生存需要”，“我”显然则更渗透着更难以被满足的“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当然，“我”同时也被王一生朴素的思想影响着，逐渐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无法仅仅满足于吃饱喝足，也思考“我”更高追求的意义何在。

一直到车轮大战开始，作为在场与王一生可算最亲近的朋友的“我”，看着众人围坐观棋，看到执着于“吃”却也专注于“棋”的王一生面对挑战，“心里忽然又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读过的书，有的近了，有的远了，模糊了。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在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忽然由仿佛见了呆子的母亲，用一双弱手一张一张地折书页。”[13]在这样的联想中，“我”见到了远比书页上的英雄人物更加鲜活的那些姓名已经被湮没于历史中的最普通不过的平民，而历史正是人民创造的，正如同时“我”也理解了，生存于这片土地上最寻常的生命最平凡的伟大。

也正因此，当尘埃落定后，“我”才能“笑起来，想：不做俗人，那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还是不太像人。”[14]“我”不仅葆有对于精神高蹈的追求，更可贵地还见到了生生不息的俗人俗世的精彩纷呈。在“吃”与“棋”之中，我找到了一个既有现实而又超乎俗见的平衡点。难能可贵的是，这也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根植于土地之中，却仍旧绽放出绚烂花朵的奥妙所在。于是，“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曾经迷茫的“我”跳出了仅仅专注于自身精神的局限，而感受到作为中华文化土壤的，最底层的世俗。就此在对王一生的观察中，就此实现了精神层面的自我突围。

如阿城所言“所谓中国文化，我想基本是世俗文化。”[15]“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普通人、小人物自然是主题人物。而且，他们之中常有一种英雄行为。他们并不是逞强，但环境、事件造成了，他们便聚了全部能力拼一下，事后自己都有些后怕，别人也会惊异发生过的事。当然更多的是他们日复一日毫无光彩的劳作。地球于是修理得较为整齐，历史也就默默地产生了。”[16]王一生赢了棋局，却依旧要回到世俗的吃喝拉撒中来。我们的文化并不耻谈最低层次的需求，却仍能够在脚踏实地的同时，仰望璀璨的星空。

三、 总结兼驳对于“我”人物边缘化的说法

综上所述，“我”的叙事视角选择不可谓不精巧、缜密、得当。从“我”的视角进行叙述，以“我”的心理进行思考，在“我”的主观世界完成了自我突围，文章对于中华文化从世俗中追求高蹈的寻根主题也顺势显现。小说的主人公是王一生，可是进行思考的认知主体却是“我”，“我”也并没有被边缘化，而始终处于叙述的中心。

（一审编辑：姜佳）

（二审编辑：陈芳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