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因其经历、知识、家庭背景等不同，对文章的喜好也是不同的，可能有的人喜欢典雅的文章，因为这种文章文词华丽、富于美感，可能有的人喜欢质朴的文章，有啥说啥嘛弄得那么花俏干嘛。。。文章是带有作者个人感情、受到时代影响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不同，文章也有差别，譬如说有唐一代，唐初文学未免不受齐梁诗风的影响，绮艳浮华，同时受到南北朝佛教盛行的余风的影响，佛教诗也出现了一些较有名的篇章；及至陈子昂一扫初唐风气，开启唐诗纪元，引领风尚，而后便有了盛唐的名篇，大气磅礴，气象宏阔；时光流逝，安史之乱后盛唐不再，徒留给后人以回忆，中晚唐的诗歌便又走向了暮气沉沉的衰颓中；就有唐一代而言文风就有这么多的不同，数经变化，那么浩渺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文风又该有多少的不同啊！更莫说还有外国文学，更莫说各个作家各有其个性呢！还说唐代，唐代诗人辈出，杜甫沉郁雄浑，李白豪放瑰奇，白居易平时质朴，李商隐绮丽隐晦。。。可谓各有千秋，正是不同的文风造就了唐文学的盛世。假若一棍子打倒，非得树立一根旗杆不可，非得以一种标准来衡量之，不仅是坏人胃口，剥夺读者思考的权利，也是文化的自戕，将会损失多少前人的创造与财宝。

学者们常常提倡提及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于学术是如此，于社会于人于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于人我们说要保护人权，那么最基本的人权是什么？生存权与发展权。一个人怎样发展选择一条怎样的路发展是个人的自由，我们岂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之？不符标准则大家斥责千家改变，岂不是违背人的天性剥夺人的自由发展的权利吗？在百多年前龚自珍先生写了一篇《病梅馆记》对这种现象感到痛心疾首，而撰文加以驳斥之，难道百多年以后的今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见识竟不能超越前人吗？假若如此岂不痛哉！

对于即是人学的文学发展到今天的文学我们假若还持着一种门户的见解，认为那种文风是可行的哪种文风是不可行的或者说某种文风胜于某种文风，这明显是不正确的。假若是这样我们的文学再次回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统一的话语风格，几乎统一的调子，几乎统一的主题，作者只是一部生产标准化产品的机器，那样的文学在今天看来有多少价值呢?举个简单的例子老舍解放前后的作品高下在那明摆着。假若我们一定要认为某种文风胜于某种，那么文学的发展早就停滞不前了，有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派别。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等等怎么会接踵而来，流派纷呈，恐怕早就被某一流派一统江湖了。

当然，这是就整体而言，并不是针对个人而言，就个人而言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口味，对于读者个体而言，也是有着不同的经历、性格、学识等的，那么也就有着有着不同的喜好。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这并不能说文风的高下差别，每个人胃口不同，但你不能因此说哪个胜于哪个呀？这只是一种个人的主观感受而已，岂能把这种主观感受等同于客观规律施之于四海？谈到这就不得不说一旦在社会风气之中有种明显的打击其他风格肯定一种风格的现象这是政治在作祟，比如说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是全部的文学式样，里面的主人公无一不是高大全，英勇威武服从组织牺牲个人顾全大局不近女色坚决果断。

根据周作人先生的观点，文学有“集团”的文学和“个人’的文学，“集团”的文学是“载道”的文学，“个人”的文学是“言志”的文学，前者往往出现在大一统时期，为了某些需要而存在，后者往往出现在“王纲解纽”的时代。集团的文学固然是披着一层孔孟之道的外套，但其实又传达了多少真实想法呢？很多时候不过是做一个“忽而忧心东家没饭吃，忽而忧心西家没衣穿，满口子仁义道德，终日里却忙着自家的扩屋圈地”，岂不可笑可悲可叹？而言志的文学抒发个人真实感受，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岂不更能激起人的共鸣？以往的文学总喜欢说这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什么什么或者这表现了一个资本家的什么什么，推论起来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资本家），所以他会有着可怜的自尊”，但是其实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他拥有的那种性质只有知识分子才有吗?其他阶层的人也会有那种特质呀。这样一来不仅遮蔽了人类的共性，还遮蔽了他之为他的特性。可悲呀！造成的结果更是可怕的，既让人忽略了人应该具有的个性，还忽略了人类该有的共性，这简直就是从思想上扼杀人认识自己与世界的思想，把人带入一个似是而非的死胡同，是一种精神暴力精神消灭，让人在思想层面上走入一条既不是自己也不是人类中的人的境地，而是让人只具有一种阶级身份从而让个人与特定的阶级联系起来从而为那个阶级或者说为那个阶级的统治者而服务。后来阶级分析法不太盛行了，我想它本身具有这种硬伤本身与文学的多样复杂性与人的复杂多样性相违背有关吧。

我们得尊重人的复杂性，作为人学的文学的复杂是必然的咯，那么文风的多样也是自然而然的，并无高下之分，而应兼容并包。

（责任编辑：汤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