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雁塔题名”、“独占鳌头”、“书中自有黄金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从这些流传至今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科举，作为中国帝制时代设科考试、举士任官的制度，不仅在历史上画上了重大一笔，还深深地影响着后世。

近代史上自从列强用炮火轰开了闭塞的“天朝上国”，科举就广为诟病。在一边倒地盲目批判科举的言论中，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科举的利弊及其对现世的启示。“学而优则仕”，这就注定了科举与教育是分不开的。而教育，重中之重是基础教育。

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的实行，打破了士族门阀垄断政治权位的传统，使得普通民众也有了跻身贵族的机会，并且完备了以科举为目标的学校体系，如唐代的“六学二馆”。虽然实行科举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在当时废止它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所以，应当承认，科举考试的形式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在历史上确实也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有教无类”的理念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而如今，虽然也有类似的考试制度——高考，但“寒门再难出贵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部分农村子弟因学费高、毕业后就业难放弃高考；资源不均衡，竞争不公平，也导致了寒门子弟向上通道越来越窄。基础教育的改革力度还有待加强。比如新课改中所突出的学生自主选课问题，并不是每个学校的师资、设备、场地都能满足其要求的，很多孩子就这样输在了起跑线上。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依然是维护公平的重中之重。

值得一提的是科举还突出了教师的崇高地位，提倡全社会尊师。 《礼记·学记》有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严师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荀子在《礼论》中进一步突出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君师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亡，必贱师而轻傅”。韩愈又在《师说》中具体论述了教师的作用。这些思想影响了社会风气，促成了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孔子之所以在封建社会受到空前尊重，正是历代尊师的缘故。

现代社会，我们尊敬老师这一神圣的职业，却不可神圣化这个群体，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基础教育教师的弊病越来越多，且有普遍化的趋势。如某些教师课堂教学上照本宣科，缺乏创见，语言干瘪，缺乏精炼等。有的教师甚至私下收受贿赂，也就是常说的“家长送礼。究其原因还是基础教育制度问题。（一）投资少。很多教师薪资待遇不高或者薪资分配不均，导致他们为名为利，不愿意花心思在教学上，宁肯多花心思赚钱。（二）教师业绩评价机制不合理。当前中小学教师教学评价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单价评价，通常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教师业绩并决定其奖惩或聘任或末位淘汰的唯一依据，如此不可避免地使教师拉着学生不断朝应试教育靠拢。所以，我们在基础教育改革问题上，除了以学生为主体，更不能忽视教师的引导地位。

平心而论，科举这一方式在人才制度上而言是可取的，不可取的是科举的内容。一方面科举考试的内容死板、教条，拘泥于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史学、文学等。广大知识分子眼光狭隘，他们的全部生活经历不出书斋到考场的范围，思想被严重禁锢了。到了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时代，知识以人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在增加和更新，不可能如科举般专注于人文知识。但是，全国“万校一书”的课程体系、“万人一面”的培养方式也同样呆板，缺乏活力。在我看来，除了课程结构、内容的编排要做到均衡、合理，在培养综合型人才的同时，更要注重专业型人才的培育。国家该花大力气扶植高水平、高质量的专业学校，扩大其社会认可度。毕竟，广大学生普遍反映学校课程繁多，往往一门也学不好、学不精。正如韩寒所说：“全面发展，导致了全面平庸。”

另一方面，科举、教育、官制三位一体的人才制度使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信念深入人心，整个社会都只盯着科举仕进，而不知睁眼看世界。这不仅造成了“官本位”社会，腐蚀了知识分子的心灵，还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其隔绝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之外。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人们的视野变宽，但仍有那么多学生挤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所以树立与自己兴趣相关的理想显得比记住一些知识更为重要。真正对学生负责的教育，应当是能够促进他们全面、自主、有个性地发展，而不应仅仅以学位、证书来鞭策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