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在写给日本诗人山本初枝的书信中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鲁迅的那支笔从1906年弃医从文赴东京从事文学译著事业拿起，到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被誉为中国新文学奠基之作的划时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到一发而不可收的《呐喊》、《彷徨》两部短篇小说集的出版，到贯穿着绝望与反抗绝望主题的散文诗集《野草》的创作，再到《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且介亭杂文》等十本杂文集的写就，那支笔一直没有搁下。用鲁迅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支“较为尖刻”的笔，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鲁迅用这支笔谈人生与价值、启蒙与革命、传统与国粹、文艺与社会，同时也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地解剖自己，以至于“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这大概是他灵魂里毒气和鬼气的一部分。

这支沉重尖刻的笔是上世纪上半叶漫长阴冷长夜中的一把为数不多的火炬，鼓舞、温暖和指引了太多进步青年的前行。李长之作为一个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说道：“在生活上，我们有时麻木，或者妥协，拯救了我们的，就是鲁迅的那支笔。”鲁迅是信赖进化论的，认为青年胜于老头子，因此他对青年寄予殷殷期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他把青年看做自己身外的青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提拔了一批有才气有潜力的文学青年，“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

鲁迅思考和实践救国救民道路从最初的实业救国，到科学救国，再到英哲文化的“立人”探索，经历了何其艰难曲折的过程，来自于敌手的枪林弹雨倒不足悲苦，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他不得不瞻前顾后疲于应付。鲁迅有生之年没能看到中国真正的脊梁以革命鲜血为代价建立的“人国”，然而他本人已经成为一种跨时代跨地域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既被深刻地打上“五四”新文化时期的烙印，又能呼应历史并指向未来。无论生长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是否真正完全理解鲁迅的并不易懂的文字，无论中学语文教材对鲁迅的文本如何大刀阔斧地删减，也无论越来越多的鲁迅研究者将用何种文艺理论在学理上做开拓性的文章，我们都不可否认鲁迅笔下的民族劣根性的沉疴痼疾仍然植根于每一个国人的骨髓，不可否认他的韧性人格意志、硬骨头精神和不宽恕不妥协的战斗哲学早已融入了优秀国人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继往开来、自强不息精神风骨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雷世文讲道：“如果局限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建构史而加以考察，鲁迅精神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建构的精神原型之一。”如果这种精神确能薪火相传一脉相承，那么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依然保留着鲁迅式的精神气质，但只怕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多了。

鲁迅终年五十五岁，而能传世的经典力作大都写于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创作生命的相对短暂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遗憾，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新编》新文体的试验性和不成熟性，以及他在众多杂文中未来得及全面展开和深入剖析的学术思想。试想如果没有他后期内外交困的生存境遇及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他可能还会一如既往地投身创作、翻译、学术研究，并且可以写出经典深刻的长篇小说来。虽然有如此之多的惋惜，但可以肯定的是，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即使是在不算太长时间内的创作作品也让后人研究了逾百年（以一九一三年恽铁樵对《怀旧》的评点性赞语为开端），并将继续研究下去。探究鲁迅的文学成就乃至人生成就密码，与其说因为他像挤海绵里的水一样挤时间学习、工作，不如说因为他的韧性。鲁迅在致胡今虚的信中写道：“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他所强调的正是缓而韧的“白象”精神：“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子，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坚韧地慢慢地走去。”用今日匹夫匹妇尽知的一句话来说便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用更俗的话来说便是“奋斗不止，永不放弃”。鲁迅热爱生命，强烈反对任何人做无谓的牺牲，“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他总是说如果有力自己来做一点，虽然一点，究竟是一点，只要还活着，就要拿起笔。是一以贯之的坚韧品质和点滴努力让鲁迅成为鲁迅。

鲁迅曾说：“说过去好的，自己回去；说现在好的，留在现在；说将来好的，随我前去。”我想我会带着他所宣扬奉行的韧性人格意志随他前去，打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做个要前进的青年。

（责任编辑：徐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