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为会意字，《说文》：“仁，亲也，从人从二。”在小篆的形体中其左为“人”的侧立之形，右为“二”，即是重文的记号，也就是两“人”之意。意味着“人”与“人”相处就要“仁”。可见中华的先祖在造字之时，已思“以文载道，因文垂德”，将人之为人，待人处世之道蕴含在汉字中，传承千年以昭示后世子孙。

何为“仁”，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能将“仁”恪守于心，身力行之，并将其阐述弘扬以至为万世之宗者，莫过于圣人孔子，孔子曾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智哉，斯言，若一人能行仁，则可家和友睦；一君能行仁，则其国必政通人和，海清河晏；苟天下皆能行仁，万世可保太平昌盛。

《礼记·大学》有言“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仁善于人，当为无价之宝。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他认为，仁者应该像大山一样岿然不动坚守自己的信仰、信念，淡泊明志，不被物欲所左右，要有“泛爱众而亲仁”的心，因此他奔波列国弘道以济世安民，他在卫国匡地被围困七日七夜，依然弦歌自若，演习礼乐，匡人于是知道了他是一位推行仁道的圣人，就退兵了。孔子以仁德之举扭转了危局，真正做到了“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放于利而行，多怨”。故君子相交，必“依于仁”，即与人为善，爱人亲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与人交往中能推己及人，多为他人着想，急人之所急，难人之所难。故有“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的境界差别。人生于世，都渴望于茫茫人海中寻一知己，故谓：得之我幸；弗得，我命。而春秋时齐国贤相管仲可谓幸者，“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俯仰一世间，能得一生死至交，幸莫大矣。而这段传为千古美谈的管鲍之交，正是鲍叔牙以仁善之心对待管仲，知其难而宽容其过的善举所结下的善果啊!据记载，管仲和鲍叔牙曾一起经商，管仲出的本钱少，分红时却要多拿。别人都说管仲贪婪，鲍叔牙却解释说：“他哪里是贪这几个钱，是因为家里贫困，是我自愿让给他的。”管仲曾带兵打仗，进攻时他躲在后面，退却时却跑在最前面。士兵全都瞧不起他，不愿再跟他去打仗。鲍叔牙却说：“管仲家里有老母亲，他保护自己是为了侍奉母亲，并不真是怕死。”鲍叔牙替管仲辩护，始终以仁善之行对待他，是爱惜他的才能。后来二人各侍其主，公子纠败，管仲被囚，又是鲍叔牙向齐桓公引荐管仲，免其死罪而成其贤相伟业。后人便以“鲍子遗风”来称赞鲍叔牙善待朋友的仁义风度，管鲍之交更是成为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佳话。

而推及于一国，国之君王，依“仁”治国，更可谓关乎存亡。《大学》中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贲事，一人定国。”唐太宗以仁德治天下，启用魏征等一批直言进谏的贤臣，励精图治。相传贞观二年，京畿地区发现蝗虫。唐太宗前往禁苑，看到蝗虫，抓在手中，咒骂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可让你吃我的肺肠。”抬手要把蝗虫吃下去，左右侍从官员连忙劝阻。唐太宗却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于是把蝗虫吞下。本年，蝗灾无害。贞观之治，国泰民安，万国来朝。繁荣昌明的大唐盛世正是太宗仁善为国，亲民之德的善报，顺应天道而得其佑护！而像周幽王之类暴君，荒淫无度，亲佞远贤，残害忠良，不施仁德。终致天下大乱，身首异处，为人神所共弃。正如屈子所言“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不以仁善为人，为政，又怎么可以使人从内心诚服。暴力和杀戮只能消灭人的肉体，于人之精神与信仰是无计可施的。仁者无敌，惟仁人可使人敬而善，惟仁君可使民安而服，可为万世开太平。

“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所谓上行而下效，今之暴行肆虐，假货遍地，伤天害理，无法无天。当为孰之过？惟望人人自省，遵守天道，复于仁行，以心法自约。善念生，恶自败，则天地可复明。“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责任编辑：徐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