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熠熠发光的天才，他擅散文、诗词，是新派的画家、著名书法家，又具有工程师、酿酒师、美食家等多重身份。奇才的诞生不仅得益于天赋秉异，更离不开超脱豁达的心境和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苏轼少年得志、中晚年几经宦海沉浮，在其曲折而辉煌的生命历程中，禅佛文化的浸染无时不在。他于逆境之中主动参禅学佛，获得了心灵的解脱，修炼成通达的性情，并在待人、为政、济民等方面践行上乘佛教之佛理，最终成就了一个。

        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在仕途得意的十余年中，青年苏轼怀揣着早年的社会因素和家庭氛围种下的佛教思想种子，加深了佛教的感性了解。出任凤翔府判官时期，苏轼好与名僧辩理谈禅，喜入孤山、伽林寻诗。苏轼在苏杭结识了都僧正慧辩、天竺观音道场辩才、道觉怀琏等禅师，《杂记人物六十七首》中记录了24位他交好的禅师的言行举止，其中有克服世俗秉性、颇具禅定功夫的出家人；有以诗文悟道、用笔砚作佛事的文学高僧；有教化有道使得四方景从的长老。在与禅师和诗、对答的人际交往中，苏轼耳濡目染地感受、习得了佛教僧人生命形式的一隅，从而对参佛生活产生了的情感向往。

        凤翔时期，他的诗文创作中已经初步透露出对佛教思想的个人感悟。《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有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嘉祐元年，苏轼、苏辙兄弟进京赴考，路过渑池县寺庙内借宿，并在室内壁上题诗。嘉祐六年十一月，当苏轼旧地重游时，当年寺中的奉闲和尚已经去世，壁上的题诗也荡然无存。诗歌的起句譬喻不拘一格，“雪泥鸿爪”道出了人生的短暂无常，作者心中来去无定的怅惘和往事旧迹的深情眷念跃于字句之中。诚然，飞鸿一掠的感伤中更多折射的是作者的感慨，而禅理中的达观思想并未真正安慰其内心世界。苏轼曾自言“明寻道人实自娱”，访高僧、游名山的真正动机是寻找一种禅悦之趣。这一系列与佛有关的实践活动，往往强调佛和儒的结合，佛教接受的深度和广度还不高。

        如果说凤翔时期的苏轼对佛学还是停留在情感触发阶段，那么黄州时期的他则是主动构建了较为系统的自我思想体系，并参与到自我整理佛学文化所架构的实践活动之中。

        这一时期的苏轼深陷宦海风波中，不得安于朝廷，身居闲聊之世，内心苦楚却无法排解，故而开始主动地精研佛学，参禅学佛。与他结缘最深的是黄州安国寺。安国寺与苏轼住地定惠院皆处在城南，地理位置相邻。白日举目可望，夜晚钟鼓相闻，出入十分方便。苏轼每周都要前往朝拜，在寺内焚香默坐，内自反省。散文《黄州安国寺》中记载他“间一二日辄往，朝往而暮还者，五年如此矣。”经过五年的诚苦虔心，他终于“一念清净，染污蔺落，表里价然，无所附丽”，借助坐禅以消“妄心”，达到了“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超脱效果。在安国寺的归诚佛僧，主要为了借助佛理排遣“乌台诗案”遭遇政敌迫害、步入人生苦海的忧愤之情。《宋史》中评价他“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困境中的苏轼试图寻求更加洒脱、旷达的人生态度，历练之中收获了心智的成熟。

        元丰五年春，苏轼在东坡上盖了一间草屋，自取雅名“雪堂”。“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在于群息已动，大明既升，吾方辗转，一观晓隙之尘飞。”苏轼在与客人对答中表示，建立雪堂的目的并不是要取雪的情势，只是想取雪的寓意。这其实就说明了他并不会消极逃避大千世界，而旨在看开世上的机锋。苏轼认为，性情的舒展，心意的闲适，并不在别处，而藏于万物的萌动、日月的浮升。这正是作者自觉脱离“散人”、“拘人”，去除现实儒家思想中庸俗委琐的消极面，达到彻底了悟人生的佛晓境界的内心语言。苏轼挚友道潜大师曾称赞其“忠义凛然刚不负，瘴烟虽苦力何施。往来惯酌曹溪水，一滴还应契祖师。”人格的改造和心境的重塑绝非一日之功，只有经过多年的“怡养”，坚持同苦难现实对抗并努力保持内心定力，才能形成老人般的胸怀。黄州时期，苏轼正是通过长期的参禅学佛，才克服了难以逾越的身心折磨，最终实现了精神的超越。

        佛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益处，是启迪他们理论上、思想上、情感上的超越追求，从而文艺创作、审美趣味和人生态度上带来丰富的精神果实。面对大千世界的乱起乱免，苏轼了悟了“凡有所相，皆是虚妄”，最终处染不染、自信洒脱。佛契其性，佛渡其劫，佛塑其心，苏子一生竹杖芒鞋，亦步步生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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