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类作家，她们关注两性关系和女性地位，作品以女性为主角，描述女性的心理感受和成长变化，我们把她们的作品称为女性文学。这一批女性作家给这个男性话语权占主导的世界带来了独特的色彩和不一样的风味，而她们笔下的女性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形象呢？
最初的阶段，女性的形象是比较单一、扁平的，还常常因为服从政治和革命的要求显得有限单薄的抽象，其中比较典型的作品有《青春之歌》。这本小说很明显受到了左翼文学的影响，属于“革命+恋爱”的主题，描写了女主人公林道静被革命的力量所吸引，最终完成了从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蜕变的故事。
虽然这是一部以描述女主人公成长的小说，但这一过程因为在三个男人的引导下完成——“自由主义分子”余永泽给予了林道静对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最初启；左翼文人卢嘉川则让林道静接触到了令她狂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革命实践经验丰富的江华又成为她前进道路上的引路人，而显得这个角色有些过于依靠男性角色而缺少独立的思考。
在她的三段爱情中，与其说是“两情相悦”，倒不如说是政治正确裹挟着爱情选择。比如在林道静对江华从她的战友和同志变为她的爱人这一身份转变感到犹豫的时候，她转念想到“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继而接受了江华“更进一步关系”的提议。
我们可以很自然的联想到，这些缺少女性精神性别的角色，是在时代“男女都一样”的呼号和十七年文学中“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要求下失去了颜色和特点，那么，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文革以后的女性诗歌。
对这一阶段女性的诗歌最简明的介绍就是，它不再是“女性写的诗”，而是“写女性的诗”。这些诗歌揭示了女性最隐秘的内心世界，也让人们再次重新意识到两性之间的精神性别差异。它们有的大胆的阐述女性的生存困境，有的细致的描写属于女性的心理生理变化，有的用自白叙说的方式，既反叛着“男女都一样”的政治性话语，又颠覆着那种在父权的高压下将女性商品化的男性美学。如《独白》中的“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关于黑夜的描述到了一种夸张的地步，又比如前期朦胧诗派的《致橡树》，橡树与木棉那种一起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的爱情，把情中的双方放在一个相对平等的位置这种既不仰视又不俯视的爱情正完美体现了新时期女性对爱情的要求，即基于各自完整、独立的人格上。
新时期的女性小说创作也已经不再以政治方向为导向，女性意识的觉醒更为鲜明，表达了属于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一些女性作家也再这一阶段中成长、变化。
《爱，是不能忘记的》也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女性形象，小说中的“我”虽然已经是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的老姑娘，但是我却并因此感到自卑，甚至面对一个长相俊美的追求者，也并没有像一般的姑娘那样一见倾心，而是开始认真的思考：“我”究竟爱他的什么，而他又爱“我”的什么。这个脑力向孩子一样的青年显然无法使我满意，小说中更是直接的讽刺：“逢到我起意要对他来点智力测验，一定逼着他说出对某事或者某物的看法时，他也只能说出托儿所里常用的那种词汇：‘好’或者‘不好’两档，再也不能换别的花样了。”从这里我么可以看出这里的“我”是一个对自己爱情有追求、绝不草率的人，内心自有爱情的法则，即“把婚姻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这简直差不多是对爱情的侮辱”。而“我”的母亲钟雨的爱情故事则更是证明了“我”的爱情观点。
“我”的母亲钟雨与没有爱情的婚姻诀别以后，爱上了一个同样缺少真爱的老干部，他们的爱情与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不太相符，但是小说依然以动人的笔触描写了她们之间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恋。她们之前没有见面，没有朝夕相处的陪伴，也没有温言细语的安慰、甚至连一次握手也没有，有的只是一套《契诃夫文集》，但是她们却“完完全全地占有着对方”。钟雨在笔记本上写下对恋人的依恋，与他交谈，好比是“哪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另一朵白云，一阵轻风紧跟着另一阵轻风，相信我，那一定就是他们。”这样的一种爱情经历无疑给了小说中的“我”爱情和婚姻观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文中母亲甚至直接的把自己家的爱情观转托给“我”：“珊珊，要是能你吃不准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我看你就是独身生活下去，也比糊里糊涂的嫁出去好得多！”这种对婚姻意义的探究完全体现了女性对于爱情和婚姻统一的要求。
当然，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也并不总是这样一种自立、自强、对爱情充满理想的女性，九十年代以后，女性的角色显得更加多样化，各种各样的角色和形象在文坛上大放异彩，呈现出一种爆发式的增长。
同样是张洁笔下的小说，这一时期的作品《方舟》就显现出了与《爱，是不能忘记的》完全不同的风貌和特色，标志着作家已经“从理想爱情走入了生存困境”。小说中描写了三个“出走”女性，她们出走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家庭，而是整个那行世界，她们在男性世界中挣扎，仿佛一张“没人精心保管的、被虫蛀损了的、被温度、湿度、酸碱度都不合适的空气剥蚀得褪了颜色的好画”，她们在“寡妇俱乐部”中斟满酒杯，高呼“为了女人，干杯！”，她们在这里相互帮助、给彼此肯定，让心灵栖息。这是一种不被理解下的无奈讨叛，但也表明女性作家仍然没有停下女性地位的斗争。
在女性文学逐渐发展、成长的过程中，一些男性笔下的女性角色就显得有些耐人寻味，甚至出现了一些“倒退”性的角色，比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贾平凹的《废都》。
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来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与《废都》是极为相似的，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又都在失意的时候得到了女性身体和心灵上的慰藉和崇拜。小说中的女性，要么就是极为强势，泼辣到毫无女性温柔，要么就极为弱势，心甘情愿的依附于男人，将身与心都毫无保留的交付他们。这样的一种思与很多传统小说和故事中“女人作为男人精神上的补偿”写作思路如出一辙。比如在《聊斋志异》中，往往是美丽的狐妖给贫苦的书生们红袖添香、细心呵护，甚至利用法术变出钱财给书生的科举之路扫清障碍等等。这种对旧式传统的延续实质上是男权文化的复活，显然已经与五四文学以后的人文主义传统相悖离，但这样的一种现象也给了我们一种警醒，提醒我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不要停止关爱女性的脚步。
（一审责任编辑：周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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