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姆雷特》围绕复仇展开一场人文主义悲剧，父权制营构的等级观念导致男性角色的极端冲突、大臣行为的异化与哈姆雷特所陷入的伦理困境。哈姆雷特作为复仇者，其行动不仅受到男性权力斗争的驱使，同时感应人文主义精神的召唤。然而在复仇过程中，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哈姆雷特面临的道德困境使其不断延宕以致多愁善感，最终结局惨淡。莎士比亚高唱人文主义挽歌的同时，受其时代局限性之影响，女性缺位、哈姆雷特精神的真空成为不可避免的遗憾。
关键词：哈姆雷特人文主义复仇悲剧
《哈姆雷特》以其所传扬的人文主义精神赢得广泛声誉。从古希腊时代以来，欧洲逐渐形成以血亲相杀禁忌和血亲乱伦禁忌为核心的血缘伦理观念，“不占领父亲的妇人”成为社会共识。克劳狄斯迎娶葛特露，这一行为构成父权制社会之禁忌，成为击中哈姆雷特第一把箭矢。同伴的背离、亲友的不解，成为第二把射杀其心脏的毒箭。随后，哈姆雷特的延宕行为成为剧情发展的核心要素，体现了多重层面的复杂性，其根源可追溯至其对复仇行为与道德正当性的深刻思考。在延宕过程中，哈姆雷特深陷思想危机之中，人的存在意义不断地在心中鞭笞，其延宕行为正是对人文主义思考的体现。在复仇过程中，莎士比亚书写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复仇方式，分别体现莎士比亚对雷欧提斯非理性的批判，对哈姆雷特延宕的哀悯，对福丁布拉斯果敢坚强的肯定，展现人文主义中求美、求善之尺度。哈姆雷特的本能哲思反映其自我关照、自我反省与自我理解的维度，具有精神的超越性与追求精神之无限。然而，哈姆雷特虽然颂扬人性关怀，然而并非纯粹，对人文价值之确认仍存疑虑。此外，莎士比亚对女性角色的勾勒模糊寥落，对女性的定位简单片面，反映当时社会的性别观念，也为作品增添一抹争议性，然而，这并不影响《哈姆雷特》作为历史上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品，它仍然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无数的观众。
一.父权制下人文精神的泯灭
“人文精神是人类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它以人作为指向和尺度,引导人以求善、求美、求自由为旨趣,在自由创造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逐步达到人生命的真正意义。因此,人文精神乃是人的自我关照、自我领悟、自我反省和自我理解。这样的人文精神应具有精神的超越性——对人冲破外界的束缚,成为人之为人意义上的人的永恒追求;精神的无限性——对真理和智慧的无限追求;精神的人文性——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生命意义的智慧追求。”人文精神强调对人的尊重、平等和个体的独特性，但在父权制社会中，这些理念往往被压制，并赋予男性权力高度集中。
父权制催生了层次分明、男性主导的权力结构，在此权力架构下，由于权力的争夺男性角色时常爆发极端冲突。《哈姆雷特》中，出于对“国王”头衔的渴望，克劳狄斯密谋杀害老国王，占有哈姆雷特母亲。而位于权力结构下层的男性为迎合新统治者，往往放弃理性思考，主动沦为理智缺失的个体，从而违背人文主义所称颂的理性主义精神，无条件臣服于权力中心。
1.哈姆雷特复仇动因
哈姆雷特复仇的直接动因是父亲死亡，父权制价值观下的父系崇拜使他不可抵抗“复仇”这一行动。哈姆雷特第一次与鬼魂对话时，鬼魂提到“你必须替他报复那逆伦惨恶的杀身的仇恨”。这句对白直接指示哈姆雷特的复仇行动，是对父权制下父系崇拜的强烈体现。哈姆雷特的复仇之路充满内心挣扎，然而在父权制价值观影响下他无法逃避复仇命运，从而也导致了后续悲惨结局。
男性角色在《哈姆雷特》中占据主导地位，“父亲”这一形象尤为重要，例如，在哈姆雷特眼中，父亲的地位类似于神灵一般尊贵伟岸：“太阳神的鬓发，天神的前额，像战神一样威风凛凛的眼睛，像降落在高吻穹苍的山巅的神一样矫健的姿态。”对父亲的崇拜贯彻于哈姆雷特对于整个家庭结构的理解，因此面对母亲与叔父的乱伦时，造成其极大的痛苦。
哈姆雷特最初的痛苦根源源自于乱伦，而并非杀父之仇。在第一幕第二场戏中，哈姆雷特第一句台词便抒发对母亲乱伦的指责与愤懑：“超乎寻常的亲族，漠不相干的路人...可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能再想下去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以前她哭的像个泪人儿似的，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现在还没有破旧，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的长久一些——她就嫁给我的叔父、我的父亲的弟弟......啊，罪恶的仓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寝被......”
母亲的改嫁使哈姆雷特陷入道德与伦理的十字路口，克劳狄斯即使获得了家庭的主导地位，取缔父亲的权威，却无法填补父子之间的主体认同关系。哈姆雷特对克劳狄斯的身份认知具有复杂性，“叔侄”“父子”“杀父仇人”三种关系交织，使哈姆雷特在血缘与敌意的漩涡中难以抉择。一方面，为父报仇乃天经地义之举，另一方面，复仇会使得他也陷入弑君与乱伦的困境之中。处于伦理困境中的哈姆雷特意识到复仇这一行为在道义上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他也将成为他者眼中的叛逆者，被置于不义之境。由于母亲主动参与乱伦行动，使得哈姆雷特被迫沦落为母亲乱伦举动的受害者，母子关系同样也同样落入尴尬之境。在老国王死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母亲便选择改嫁，此时的老国王还没有进行临终涂膏礼，葛特露担心哈姆雷特忤逆克劳狄斯而甚至对哈姆雷特进行劝说。母亲对老国王的背叛使得哈姆雷特遭受打击，他质问自己的母亲：“那样一个好国王，比起这一个来，简直是天神和丑怪，那样爱我的母亲，甚至不愿让天风吹痛她的脸庞。”哈姆雷特的厌恶反映其对传统伦理观的坚持，同时也带来了痛苦和矛盾。
所以，当哈姆雷特展开复仇时，他不断试图为复仇行动寻找合乎道义、公平的理由。复仇的正义性与伦理的合理性使他不断挣扎，即使他怒上心头想要复仇时，伦理顾虑也不得不让他犹豫不决从而延宕。
2.欲望洪流：克劳狄斯与王室的罪恶漩涡
在《哈姆雷特》中，欲望引发的罪恶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将所有人卷入其中，无论他们如何挣扎，最终都无法避免被这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所吞噬。人是理性与兽性的结合体，从《俄狄浦斯王》可知“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暗示人性中既有理性和文明的一面，又有野性和兽性的一面。
《哈姆雷特》中克劳狄斯是典型的兽性远超人性的存在。现任国王克劳狄斯是这股罪恶洪流的源头，他被塑造为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恶魔”，犯下弑杀亲兄篡夺王位的罪行，并与兄嫂乱伦婚配，暗中谋害侄子。这些行为揭示了他极端的兽性和恶行，并成为整个王室灾难的根源。在克劳狄斯的操纵和影响下，王后、奥维利亚、波洛涅斯、雷欧提斯、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等人接连被卷入罪恶的漩涡，人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曾经和谐清明的王室与社会因克劳狄斯的恶行而变成了罪恶横生、污秽不堪的泥潭。
杀兄篡位本是不义之举，但是在全剧中，除了哈姆雷特势必查明父亲死因之外，其他的大臣皆沉浸于“辞旧迎新”的氛围之中，对新王的死因视而不见，丝毫没有体现对老国王突然驾崩的伤感与疑惑。王后为了权力亦或是出于保护哈姆雷特王位的想法，立即毫不犹豫改嫁克劳狄斯，波洛涅斯为讨好新王，主动监听哈姆雷特，利用纯洁的奥菲莉亚试探哈姆雷特。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身为哈姆雷特以前的同窗与儿时的玩伴，竟为赢得克劳狄斯的青睐，毫不犹豫听从克劳狄斯的安排监视哈姆雷特。权力的力量使得夫妻之情脆弱不堪、君臣情分摇摇欲坠、同窗之情岌岌可危，
当哈姆雷特亲眼目睹这一切的丑恶时，一度因颠覆其人生观价值观的黑暗面所困惑，父权制度下的贪婪自私与等级制度的劣根性无情摧毁哈姆雷特对未来人生的畅想。在理想幻灭之际，他只得重振旗鼓，扭转乾坤走向为父鸣冤的道路。而他后续的退缩与犹豫并非没有原因，面对庞大的封建社会群体与复杂错综的宫廷斗争，对社会黑暗的悲观开始蔓延，使他的复仇行动充满不确定。哈姆雷特的复仇中，不止自身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摇摆不定，即使他每一次选择合乎道义的做法，仍然改变不了悲剧命运。而社会人物同样面临着善与恶的较量，大多数被邪恶打败，在这场悲剧中，所有人以死亡告终。
二、人文主义的理性呼唤
1.哈姆雷特延宕
哈姆雷特首次与老国王鬼魂的对话充满愤怒与复仇欲望，当得知父亲被克劳狄斯毒杀之后，他愤恨说道“让我驾着像思想和爱情一样迅速的翅膀，飞去把仇人杀死。”但随后对复仇行为的道德后果展开了深入的反思。无忧无虑在外留学的王子归来不仅要面对亲人背叛的现实打击，同时需要考量复仇可能带来的道德与宗教之后果。因此他开始验证鬼魂的真实性，而非立即采取行动，他向父亲鬼魂说“记着我...记着我”，但并未立即行动，反而哀叹道“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哎，倒霉的我却要肩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便也标志着他的第一次延宕。
随着剧中情节的展开，第二次延宕发生在他开始装疯卖傻的阶段，此时哈姆雷特经历一系列人生变故，他的行动被各种事件推迟，剧中的其他人物开始推动情节发展。波洛涅斯的侦查、奥菲利娅被父亲与克劳狄斯利用、哈姆雷特的两位好友被收买......这些变故使得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信念动摇，从性善论认为人性本恶，他的注意力被分散。他选择用装疯卖傻延宕复仇，窥探自身行为的合理性。
第三次延宕：哈姆雷特通过戏班《捕鼠机》的“戏中戏”揭开克劳狄斯弑君罪行之后，复仇的焰火似乎重新燃烧，但是在克劳狄斯祈祷时，他又开始延宕“他用卑鄙的手段，在我父亲满心俗念、罪孽正重的时候趁其不备把他杀死......现在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个时候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哈姆雷特认为祈祷中的克劳狄斯将会升入天堂，他无法忍受父亲死时罪孽深重而克劳狄斯死时正在净化自身，违背了复仇的目的。但这一延宕后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惨结局，对克劳狄斯的迟疑直接导致波洛涅斯的陨落，哈姆雷特陷入更深的困境。他不仅要面对克劳狄斯的威胁，还要面对内心的纠结，最终造就了悲剧收尾。
这一次延宕是《哈姆雷特》剧本中人文精神的最高峰，是哈姆雷特与所有人的不同之处。他不仅是一名复仇者，更像是一名思想家与哲学家。延宕不仅反映他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也揭示了他对人文主义理想与基督教信仰的深层次思考。他意识到人类无法脱离罪恶，人文主义的理想可能只是空想，他对奥菲利娅的评论暗示了他对人性的深刻怀疑：“我们都是些十足的坏人；一个也不要相信我们。”这种失望感使得他对复仇的意愿更加动摇。哈姆雷特的延宕不仅是他个人内心挣扎与矛盾的体现，也是对人生、道德、信仰的思考结果，使他成为一名复杂而真实的人物形象，引发深思。
2.三种复仇
《哈姆雷特》呈现三组复仇关系，贯穿全文发展，即哈姆雷特与老国王，雷欧提斯与被哈姆雷特误杀的波洛涅斯，福丁布拉斯与被老哈姆雷特杀掉的挪威老国王。全文以哈姆雷特为父报仇为主线，雷欧提斯与福丁布拉斯复仇为副线。三组人物与线索相互交织，三种复仇方式展现截然不同的感性、理性与行动力的平衡，共同推进情节发展。
哈姆雷特作为主线复仇者，他的复仇之路充满矛盾与挣扎。首先，哈姆雷特深受父亲亡魂的启示，决心揭露并惩罚凶手克劳狄斯，在个人与家族利益与国家社会伸张正义的情怀之下，哈姆雷特开展复仇计划。他反复思考复仇的合理性，提出“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一度陷入自杀的抑郁之中，无法解除自己对复仇后果与正义性的疑虑。复仇的延宕体现了哈姆雷特复仇行动中理性与感性的冲突，最终形成优柔寡断的性格特质，并附加于其行为之中。
而雷欧提斯身为贵族公子，他的复仇更加直接与感性。当雷欧提斯得知父亲波洛涅斯被杀害，风风火火来到皇宫当众试图杀害克劳狄斯，为父复仇，没有顾忌自身行为的合理性。而当他得知哈姆雷特才是杀害父亲的元凶之时，丝毫没有犹豫，愤怒与悲痛迅速转化为复仇的决心。他毫不犹豫接受克劳狄斯的挑唆，将剑上涂上毒药与哈姆雷特决斗，并最终杀害了哈姆雷特。直到临死之际，雷欧提斯才意识到自己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雷欧提斯仅仅站在个人恩怨立场上，为守护封建贵族的荣耀报复哈姆雷特，有仇必报、迅速报仇的方式充满情感与冲动。
即使两人都死于毒剑之下，哈姆雷特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其复仇不仅是对父亲的缅怀和对正义的追求，更是对社会不公和罪恶的深刻批判和反思。他的复仇行动虽然艰难曲折，但却充满了人文主义的关怀和正义的力量。而雷欧提斯的复仇则仅仅是对个人情感和利益的满足，缺乏对社会正义和道德的思考和追求。他的复仇行动虽然短暂而激烈，但却缺乏深度和内涵。
另一组对比则是哈姆雷特与福丁布拉斯，二人同为王子，最后的结局也截然不同。福丁布拉斯则是一个行动果断、性格坚韧的王子。他手握重权，可以在国内招兵买马，为父亲的死报仇雪恨。福丁布拉斯成长于一个充满仇恨和战争的环境中，这种环境使他养成烈火般的性格和果敢的行动方式。他对于权力的追求和对于复仇的执着使得他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剧中，福丁布拉斯虽然只出场了三次，福丁布拉斯只出场了三次，第一次就在挪威招募军队为父亲准备报酬。第二次是哈姆雷特去英国，福丁布拉斯在攻打波兰的路上，第三次也是剧目结尾，福丁布拉斯率领军队来丹麦，接王位，厚葬哈姆雷特。每次出现都展现他强大的行动力和坚定的决心。相比之下，哈姆雷特自幼生活于父母庇佑之下，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成长并且留学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追求天性的解放、真善美。在面对父王被谋杀、叔父篡位和母亲改嫁的连续打击时，哈姆雷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疑虑之中。不断地进行内心的挣扎和斗争，过度的思考和优柔寡断导致了他复仇的延宕，最终也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结局。哈姆雷特与福丁布拉斯的对比不仅体现在他们的性格和行动力上，也体现在他们的处境和机遇上。哈姆雷特虽然贵为王子，但他手上并无实权，缺乏对抗克劳狄斯的筹码。而福丁布拉斯则手握重权，可以自由地招募军队和发动战争。这种不同的处境和机遇也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和决策。
正是由于哈姆雷特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和他的人文主义善恶观，他缺乏雷欧提斯的勇气，也不具备福丁布拉斯的果敢。莎士比亚以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惨死、福丁布拉斯成为两国领袖的结局揭示其对果敢坚强的男性特质之称颂，
3.本能焦虑与哲思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提出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一著名的独白，深入到了人类存在的核心，也是解读哈姆雷特性格和戏剧主题的关键。这句台词不仅反映了哈姆雷特个人的困境和挣扎，也触及了人类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和哲学命题。
哈姆雷特，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原本怀揣着对人性、对社会的乐观信念。然而，父亲的意外去世、叔父的篡位和母亲的改嫁，这一系列事件如同晴天霹雳，将他从理想的云端狠狠摔下，迫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人生。在威登堡大学所受的教育，让他深信人类是宇宙的精华，是万物之灵。然而，现实的残酷却让他对人文主义的乐观前景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开始质疑人的本性是否真如他所学那般善良和理性，开始怀疑社会是否真如他想象的那般公正和美好。
面对父王被谋杀这一滔天罪行，哈姆雷特不仅要为父报仇，更要为整个丹麦国家和社会讨回公道。然而，这一行动并不简单。他必须谨慎行事，不能盲目复仇，以免落入更深的罪恶之中。他开始陷入深深的思考：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他不仅要考虑个人的生死，还要考虑复仇行动可能带来的道德和社会后果。
哈姆雷特的延宕，正是这种深刻思考的体现。他并不是在逃避责任或拖延时间，而是在用理性去审视和权衡每一个可能的行动和后果。这种对复仇的犹豫和思考，正是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深刻体现，也是他对社会正义和国家责任的深沉思考。然而，正是这种对生命、对人性、对社会的深刻思考，最终将哈姆雷特推向悲剧的深渊。在追寻人文精神的过程中，不断地质疑、思考和挣扎，最终却因为对复仇的理性思考而陷入了无法解脱的困境。这既是哈姆雷特的悲剧，也是所有思考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三、时代局限：哈姆雷特双重性与女性物化
1.哈姆雷特双重性
哈姆雷特这个角色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呈现出复杂的双重性：一方面，他展现出人文主义精神，赞扬人的尊严和价值；另一方面，他并非纯粹的“人文主义者”，因此他虽然高声赞赏人的伟大，却不敢承诺一个人文主义者对人的价值的确认，这种内在意识的双重特点最深刻地揭示了哈姆雷特的灵魂的痛苦挣扎，他的灵魂缺少归宿，隐藏在这种没有归宿感的灵魂后面的是这样一个文化事实：“社会文化秩序的紊乱，新旧文化的合流，新文化挣脱旧文化制约的痛苦、旧文化自身蜕变的呻吟，这一切折射在人的心理的深层次上，共同构成了哈姆雷特的悲剧的内在的文化底蕴。”
哈姆雷特在剧中颂扬人的伟大，试图“重整乾坤”，但是面对母亲的乱伦，对他心灵的冲击已经走到“绝望”的境地，他产生自杀的想法。面对个人悲剧与社会悲剧时，高喊人文主义口号的哈姆雷特竟产生过退缩的念头，这一行为选择与这与颂扬人文主义精神相违背，
在装疯时，他对波洛涅斯说道：“先生, 那是再好没有的事, 但愿我也能够向我的生命告别。哈姆雷特在剧中的心路历程确实展现了他对生命、死亡、道德和复仇的深刻思考。从事变发生后，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矛盾，对母亲的失望、对叔父的憎恨以及对整个世界的怀疑，都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这种绝望使得他一度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认为死亡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在剧末毒药发作，哈姆雷特即将离去时，他对霍拉旭说：“你倘然爱我，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述我的故事吧。”这句话透露出哈姆雷特对于自己的死亡并不感到难过，反而有一种解脱和释然的感觉。
“欧洲的中世纪，人的根本问题与基督教最高的“神”——上帝紧密相连，宗教成为人的最终归宿，深刻影响人们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随着文艺复兴到来，旧有的人的宗教归宿被质疑、批判，尽管文艺复兴呼吁人性的复苏和追求自由，但当时达到人的自由和超越的新理念尚未成熟，无法独立而全面地解决人们虑精神信仰和心灵依托问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哈姆雷特的精神世界陷入了相对的真空状态。他面临着信仰的动摇，对自我存在的意义产生了深刻的疑问。在无法立即找到合适的精神出路之际，他无可避免陷入犹豫和延宕。
2、女性缺位与物化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仅塑造两位女性形象，其中对奥维利亚与葛特鲁的角色定位，充分展示父权制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奥维利亚虽然在推动剧情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她在全剧中只出现了七次，葛特鲁出现十次，二者成为被忽视的“她者”。两位女性在剧中只能充当恭顺体面的“听者”，不能用更多的言语来表达自我意识。因此第一幕第二场剧本写道“于是我们和王后一起恭听国王宣布他悲喜交集的新婚。”
“爱莲娜·肖沃尔特指出，莎士比亚对女性的刻画存在“文学虐待”的倾向，这种做法将女性角色推向非理性的边缘”，哈姆雷特与奥维利亚的疯癫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和表现形式。哈姆雷特的疯癫是形而上的，是他内心斗争和外在策略的反映；而奥维利亚的疯癫则更多地与她的女性身份和特质紧密相连，展现了女性在剧中被边缘化和非人化的地位。
“奥菲丽亚的疯癫就是女性身体和女性特质的结果,这也许是女性特质的最纯粹形式。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上,对女疯子的表现是有严格规定的。”花、披着长发、白裙饱含女性的浪漫与“性”暗示，用隐喻的方式影射女性被玷污与摧残。相比之下，哈姆雷特则拥有更丰富的心理层次和行动自由。他的“疯癫”是伪装的，带有明确的目的性，而奥维利亚的“疯癫”则是真实的心理崩溃。这种对比进一步凸显了女性在剧中被边缘化的地位。尽管姆哈雷特和奥维利亚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因父亲的离世而陷入困境，都感受到孤独和背叛，但莎士比亚在赋予他们行动能力时却存在明显的差异。哈姆雷特被赋予了行动的勇气，他通过伪装疯癫来揭露真相和复仇；而奥维利亚则被困于软弱和无助的牢笼中，她的疯癫成为了她无法逃脱的命运。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莎士比亚对男女角色的不同处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和限制。奥维利亚仅仅作为陪衬与客体存在于哈姆雷特的周围，凸显其主角光环与男性英雄特质。哈姆雷特宣扬“四万个兄弟的爱合起来还抵不过我对她的爱”，但奥维利亚最终沦落为哈姆雷特自证清白的工具。不仅被哈姆雷特抛弃，在哈姆雷特装疯卖傻时，奥维利亚同时被父亲利用，仅仅将她作为一种“吉祥物”来保护。
与奥维利亚相比，葛特露的描写更加模糊不清。先王被谋杀葛特露的态度并不明朗，她的行为被质疑，尤其是她与克劳狄斯的快速再婚之原因也没有被描述。在剧中，葛特露的形象往往与女性角色在传统戏剧中常见的软弱、易受操纵的特点相符，她似乎忽视了哈姆莱特对她行为可能产生的负面感受。当她探究哈姆莱特“发疯”的根源时，她的话语中透露出对自己行为的反思，但也未能完全理解哈姆莱特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她的话语更多地是在为自己辩护，而非真正试图理解哈姆雷特的感受。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父权社会中女性角色的局限性，她们往往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缺乏独立的思想和行动能力。哈姆雷特对葛葛特露的态度也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的局限性。他最初将葛特露视为背叛者和不忠者，这种情感投射也影响了他对奥菲利亚的看法。哈姆雷特在第二幕第二场中的表述“人不能使我欢喜，不能，女人也不能”进一步揭示了他对女性的轻视和排斥。这种态度不仅背离了人文主义所倡导的平等和尊重，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中对女性地位的普遍歧视。哈姆雷特对奥维利亚的厌恶也源于他对母亲葛特露的不信任和不满，这种情感投射导致了他对奥维利亚的偏见和误解。
在《哈姆雷特》中，女性角色往往被限制在次要地位，她们的存在往往是为了衬托男性角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结构性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家庭和婚姻关系中，也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领域中体现出来。女性被剥夺了许多参与社会生活和决策的机会，她们的自我认知和表达受到抑制，导致心理和情感上的困境。这种悲剧性后果在文学和艺术中经常以角色的悲惨命运和精神崩溃的形式呈现，共同指向人文精神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的缺失。
但是莎翁在其他作品中，曾塑造过果敢坚毅的女性，例如《威尼斯商人》中的贝西亚，女扮男装，有勇有谋，面对咄咄逼人的夏洛克仍然从容不迫。《温莎的风流娘们》中的福特与佩琦大娘嘲讽夫权社会，设下圈套与胖爵士斗争，展现出惊人的才华与智慧。莎士比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文化和阶级的束缚，赞颂女性新人权与新思想，但同时，莎士比亚不可能完全摆脱当时社会思想意识的影响，身为男性，他很可能会支持当时的主流文化，父权意识。尽管他在某些作品中表现出对女性的一定的同情，但是他不可能提出反抗父权社会的设想。他所能提出的最多是用仁慈的父权社会代替残酷的父权社会。
（一审编辑：张艺涵）
（二审编辑：郭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