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是中国话剧运动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最富有天才智慧、崇高信仰以及现代生命意识的文学艺术大师，在1933-1942短短十年间，创作了“人生悲剧命运四部曲”——《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刻画了蘩漪、陈白露、花金子、愫方等一众意蕴深厚的悲剧形象。由于家庭原因，曹禺从小就受着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熏染，而这两种底蕴也正是他作为戏剧大家登堂入室的垫脚石。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世界末日意识、拯救意识以及博爱精神，无不贯彻于情节终始，也映射在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悲剧形象蘩漪、花金子、陈白露之中。
畸形情爱与变态心理
爱情，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也是人类最刻骨铭心的情感。而曹禺笔下的爱情，简直像一颗苦糖——蘩漪是被周朴园囚禁的金丝雀，周萍不是她的神灵，而是将她推人深渊的魔鬼。花金子要焦大星和仇虎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急切地想要掌握主动权，可还是被抛弃了。陈白露终究不是高吟“日出”的诗人，也无法完全融入所谓上流社会，她想要忠贞不渝的爱情，也在纸醉金迷里逢场作戏，诗人、方达生、潘月亭、张乔治，都不是她的良人。她们都有着作为一个女人对爱情的近乎本能的执着，可这样的爱薄如蝉翼，一触即碎，梦醒了，只余满身伤痕。蘩漪嫁到周公馆十八年，画地为牢，“心被磨得像石头一样”，“我已经疯了，你不要管我”，她试图掩盖不堪的真实的自己，可喷涌的欲望不允许她这样做。她揭周朴园的伤疤，对周萍声泪俱下地哀求，都没能换来一丝爱，有的只是相互折磨，两败俱伤。花金子谴责焦大星是个“窝囊废”“受气包”，“你还不配要金子这样的媳妇”，一头充满野性美的花豹与一头勇猛粗犷、浑身散发着荷尔蒙气息的狮子相互吸引，相约逃离死地，奔向自由，可狮子在长啸一声后轰然倒地，只留下花豹在原地舔舐伤口。金子即使乘上了火车，也永远无法达到梦里那个铺满金子的地方。陈白露不同于二人的是，她虽然看清了情爱的缥缈与生活的真相，但“清醒着沉沦”往往更加痛彻心扉。她被“露露”和“竹均”来回撕扯着：她一方面贪图作为“高级交际花”给她带来的虚荣，另一方面又放不下曾经那段美好的回忆和那个纯粹的自己。于是渐渐习惯了戴着面具生活，不敢正视自己的心。畸形的爱恋摧毁她们的精神世界，以至于变得扭曲、偏执、丧心病狂。可其实，男人，或者说爱情，对她们来说，更多的意味着自由，她们不想被束缚，不想被压迫，只要无所顾忌、轰轰烈烈地爱一场，活一场。蘩漪跪求周萍带她离开，尽管只有一线希望，她都要去争取，不放过任何逃离的可能，“这屋子里闷得厉害”，她也不愿再“陪着那个阎王”。花金子毅然决然地跟着仇虎去那个“大人、孩子，天天在过年”的好地方，火车同样象征着希望、自由与自渡。仇虎料到是死局，问金子后悔吗，她说“我一辈子只有跟着你，才真象活了十天。哼，后悔！”逃亡于她，反倒是快活的。陈白露想要财富自由，可也有一些破碎的瞬间，她想要精神自由，“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潘月亭让她关窗户时，她执拗道，“我不关，我不关”，因为只有窗户才通向外面的世界，太阳和春天才是一颗自由灵魂的归宿。她们要活着，只为自己，而不为其他任何。她们都想要逃离，也许觉得有一个很远很远地方——在那里，她们不是妻子，不是母亲，不是儿媳；更不是物件，不是动物，不是躯壳——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真真正正的人！
被湮没的大爱与救赎
基督教核心价值观——平等和博爱——博爱来自救赎，平等来自原罪。人人有罪，则人人平等。人人生而有罪，则人人生而平等。平等的权利既然为造物主所赋予，那就不可让渡。不管是疯癫的蘩漪、醉生梦死的陈白露，还是狂野的花金子，无不在灵魂深处埋藏着善与怜。蘩漪最后近趋疯狂，为了阻止周萍离开，对着周冲大吼，“你难道是个死人？哑巴？是个糊涂孩子？”试图撺掇兄弟反目，她为了一己私欲不惜牺牲儿子的幸福，可她对于周冲还是有“母爱滤镜”的，单纯率真的儿子是她灰暗人生里的一束熹微的光，哪怕最后失去理智，周冲的死还是让她痛不欲生。蘩漪与周萍其实也是相互救赎的，她恨他的多情，恨他的逃避，恨他的逆来顺受，可她又忘不了那段短暂的温存，周萍的死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焦大星，花金子虽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却也可怜“他一辈子没有长大”，可怜他是个“没用的好人”，她祈求仇虎“看在我的份上，把他放过吧”，可她又是仇虎杀死焦大星的帮凶，但她也是无比挣扎的，想冲破藩篱的欲望还是压下了这份罪恶感，因为只有仇虎能许她想要的生活，她要抓住这根“软木”，她威逼利诱、撒泼打滚都救不了大星，可她还想被拯救，她还有着蓬勃的情热。陈白露冒着生命危险救下小东西，“你起来，（把她拉起来）我没有说把你送回去，你先坐着，让我们想个法子。”后来小东西被拐卖，她也揪着心四处打听。对于更弱者的同情在此刻战胜了理智，人与人应当是平等的，弱小如她，更有小东西遭受非人的折磨；强大如金八、黑三，只手遮天，让人闻风丧胆。尽管弱者的救赎不过报团取暖，却也得见曹禺作品中残存的亮色。
以死换生式的毁灭性复仇
世界末日是基督教教义之一，认为有一日现世将最后终结，所有世人都将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得到救赎者升天堂享永福，不得救赎者下地狱受永刑。魔鬼也将被丢下火湖。蘩漪和花金子已经站在了爱与恨的两极，“爱，恨不能将对方融为一体；恨，忍不住将对方烧成灰烬，与‘敌方’进行殊死拼搏”，她们甚至做好了以死换生的准备。蘩漪是个受过新式教育的旧女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她要被困在周公馆这个被她称作“阴沟”的地方，“直到我死的那天才算结束”，她走投无路了，她只能鱼死网破，撕开周朴园建立的所谓“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最后一层遮羞布，她要拉着所有人下地狱，这就是她的复仇，什么“最残忍的爱”，什么“最不忍的恨”，她只要“爆炸”，要这一切崩溃。花金子也有同样的歇斯底里，“我是偷了人，我进了你们家的门，我就没想好好过。我厌弃你，你待我再好，我早晚也要跟你散。”她曝光扎满钢针的木人，冷酷地瞪着大星的皮鞭，抵挡婆婆打向她的铁棍。她真的这样想这样做吗？发自内心的想看到这一幕吗？我们不得而知，可那一刻，她只想挥舞着利剑，疯狂地刺伤焦母和大星，血肉淋漓才能让她觉得畅快。陈白露服下安眠药自杀，杀死她的，是潘月亭的破产，张乔治的猥琐，一张张欠条，人情的疏离，生活的重担，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她对自己绝望，也对社会绝望，最终走向了不归路。虽然没有那样的闹剧上演，或者说她相较于二人更像是一个旁白，可她依然逃脱不了局中人的命运，大幕落下，一切归于沉寂，“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陈白露与蘩漪都有着被现代文明唤醒的灵魂，一个沉落于都市物欲的泥沼无法自拔，一个困在表面风光，实则被封建强权阴影笼罩的家庭。她们反抗了，结果死的死，疯的疯，可或许也只有这样的结局才是她们的“生”，漂亮的“生”，真切的“生”。
基督精神不仅是曹禺戏剧创作结构模式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这些剧作中各类悲剧人物塑造的重要依据。蘩漪、花金子与陈白露——一个成长于贵族家庭，接触到资产阶级新思潮，被一个心狠手辣封建大家长所控制；一个真正近乎原野，勇敢逃离软懦的丈夫和恶毒的婆婆，奔向新生活却又坠入另一个深渊；一个女校高材生，受了个性思想解放，却看着自己越陷越深，被“黑暗”吞没——可怜，可恨，可悲，可叹——这是三人的命运——“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在三人身上，都有着基督教“平等”“毁灭”“救赎”“博爱”的精神，这也是她们在悲剧中自救与他救、忍耐与复仇的底色。曹禺的悲剧艺术风格是“大悲、大恸、大彻、大悟”，“日出”之前的“雷雨”，猛烈地冲刷抽打着黑暗阴森的芒芒“原野”，而蘩漪、花金子、陈白露三个典型的女性悲剧形象，有着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却也书写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剧本。
（一审编辑：曾锦祥）
（二审编辑：刘瑶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