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远的文化史中，隐逸现象以其独特性和重要性始终占据者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隐逸现象，而作为这种现象载体的隐士，则几乎无一例外的得到当时或后世的景仰和推崇。唐代诗人孟浩然便是其中之一。

提起对孟浩然的评价，诗仙李白的《赠孟浩然》无疑是最另人们耳熟能详的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妙笔之下，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俊朗。”的隐士形象跃然纸上;受僭而隐的张祜在《题孟处士宅》中说:“高才何必贵，下位不妨贤。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对孟浩然的敬仰溢于言表。不仅是唐代，后代的人们对孟浩然隐逸精神的肯定与赞颂也很多。宋人胡仔在他的《笤溪渔隐从话》卷九中引了黄庭坚的一首诗:“先生少也隐鹿们，爽气洗尽尘埃昏。赋诗真可凌鲍谢，短褐岂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隐诗不顾龙鳞逆。风云感会曾有时，顾此定知毋枉尺。湘江渺渺泛清流，梅残腊月年年愁。先生一往今几秋，后来谁复钓槎头。”并说:“山谷题浩然画像诗，平生出处事迹，悉以道尽。”可见他是赞同诗中评价的;著名学者闻一多在品评孟浩然的文章中说:“唐代诗人都有登第狂，独浩然超然物外。”历代文人对孟浩然的崇敬之情几乎是无以复加，孟浩然在世人眼中幻化为一位天生的隐士，他那“隐逸诗人之祖”的桂冠一戴便是一千多年。

然而,孟浩然真是一位超然物外,完全自愿的疏离官场,终生过着啸傲山林，纵迹江湖的逍遥隐士吗?通过阅读《孟浩然诗集校注》，我有了一些答案。

中华书局版的《孟浩然诗集校注》，对于诗集编排大有讲究，由于对孟浩然的某些诗篇，一时难于判断写作年代，所以在我所阅读的《孟浩然诗集校注》里，仍依照明刊本编排。看完此书的简介，编排仍让我十分困惑，诗篇的写作时间杂乱无序，壮年时期、应举时期、晚年隐居漫游时期交错出现，实在是让人摸不清头绪。读罢此书，我才发现，这本诗集校注中，诗歌有其独特的规律，依照思想内容，先从隐居生活开始（包括壮年和晚年），再到其田家生活的感受，再到他的隐逸思想，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孟浩然在超脱尘世的无羁与出世之间的平衡。

清远旷达的隐居之士。

孟浩然终身布衣，与隐逸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很多人来说 孟浩然是一个浑身肃穆、始终如一、完全纯粹的隐士。青壮年时期，他的隐逸与读书写作、准备应举联系密切；而在晚年漫游期间，其不平愤懑的情绪逐渐减弱，但郁闷不豫的心情，一时难于疏解，因此此时的诗歌多写山水之美，流露出隐逸之情。但他的隐逸与仕进之间的矛盾又让我费解。

崇尚重然诺侠义精神的积极用世之士。

孟浩然欣赏和赞美“其言必信，行必果焉”的侠义精神。他在他的作品《醉后赠马四》中提到：“四海重然诺，吾尝闻白眉。秦城游侠客，相得半酣时”，同时，他也在《送朱大入秦》中写道：“游人五陵云，宝剑值千金。分手相脱赠，平生一片心。”，这表明，浩然对于马四、朱大一类的游侠以及他们所表现的侠义精神持赞扬的态度，他对这种“已诺必诚”的态度倾心。这一面的孟浩然也是我从未了解过的。《赠萧少府》有云：“闻君秉高节，而得奉清颜”，大肆赞美了萧少府高洁的情操；而在之后的篇章“去诈人无谄，除邪吏息奸。欲知清与洁，明月在澄湾”则以比喻之辞，言其至清至洁，用以比萧少府纯洁的心灵。对萧少府的赞美，也反映了诗人本身的品性——赞扬了高尚的气节与纯洁的品德。

读罢浩然的诗歌，我才对孟浩然在隐逸与用世之间的权衡有了全新的感悟：孟浩然的隐逸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儒家虽然积极用世，但也是讲隐逸的。孔子曾说过诸如：“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之类的话语，这些无一不表明儒家的隐逸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和谐统一的。因此，孟浩然的隐逸绝不是消极用世，而是孟浩然大志不得之后对世俗价值观的反抗与以自己本心的追求：孟浩然的求仕只是出于儒者的“士心”，而对山水隐逸的热衷则是出于自己的“本心”，身扛使命的士人责任与洒脱任性的山水之乐相互撕扯，经过一番心灵的挣扎，或许也是得罪唐玄宗的缘故，孟浩然终于彻底摆脱官场，而身无负担地奔向他向往的山水，纵情其间。

近人闻一多曾谓：“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 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 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孟浩然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者, 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激励着他为入仕奔波了一生, 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能实现儒者的最高理想。但孟浩然决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 是一个为隐居而隐居的世外高人。他是积极进取的, 他高扬人生价值大旗，为儒家入世精神作了最好的注脚。

（一审编辑：唐湘茹）

（二审编辑:欧阳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