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题记

在1957年之后“左”倾文艺思潮的膨胀发展时期，茹志鹃的一篇《百合花》无疑显得有些“异常”。但就是这样一部“清新、俊逸”的短篇小说，引起了文坛的震动，历来对《百合花》主旨的讨论众说纷纭。

茅盾认为：小说以“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衍生出了以下种种说法：小说抒发了军民之间的骨肉深情；小说赞美了普通人物的高贵品质；小说表达了人民对革命英雄的崇敬与热爱；小说歌颂了军民团结等等。

诚然，在小说情节中，以上的说法均有所反映，但当小说的最后一个句点的完结时，我却感到一种“美好毁灭之后的悲凉”之感——“这象征着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美好梦碎，悲鸣响起。

鲁迅先生曾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坦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茹志鹃的《百合花》则很好的展现了这场美丽之后的“牧歌”。

人性与暗流涌动爱情的美好书写。

《百合花》是一首对人性美的高昂的赞歌，同时也蕴含着青春时懵懂爱情的美好。小说围绕“我”、通讯员、新媳妇三个人物展开。小说开篇即叙述了“我”和通讯员前往包扎所的经过。在“我”的眼里，这是一个纯朴而忸怩的小青年：“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表现了一个十九岁男青年的娇憨和羞涩。而当“我”问他“你还没有娶媳妇吧?”他竟然飞红了脸,更加扭捏起来,竟然还害得他出了一头大汗。这是一颗天真而纯洁的心。当我们借完被子回到包扎所里时，他却“摸出两个馒头”给我——这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男青年在面对一个年纪相仿的、有好感的女性时表示慷慨与大度。而那有趣的方式也显示了他们逐渐亲密的关系和尚存的距离。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形式上是友谊，而实质上却是萌发爱情的一种表现，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超出了同志之间的关系，而上升到一种更高层次的情感了。

小通讯员虽然天真憨直,显得有些笨嘴拙舌,但是对待别人却能细心体谅,真诚地为他人着想:当他带领着“我”去前沿包扎所时,看到“我”老是被撂在后面,显然走不动时,就自动在路边站下了;当他听说借来的新被子是那位新媳妇的唯一的嫁妆时,他又感到过意不去,认真为难地要给人家把被子再送回去；而当战争进入的危难时刻时，他又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挽救众多伤员，这都体现了小通讯员的美好品质，加深了小说的美好氛围。

而新媳妇这一形象则又加强了美好的感受。作者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一书中说道：“我麻里木足地爱上了要有一个新娘子的构思。为什么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这位“处于爱情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的出场方式是极具特色的——“老百姓死封建”借通讯员之口引出新媳妇这个人物，而当新媳妇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又是一副“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毛，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穿的是粗布，倒都是新的”的羞怯的形象，美好之感又加上一层

小说进行到这里，都是美好的景象——小通讯员的纯朴与敦厚、新媳妇的羞怯与顾全大局……而这一切美好的事情全都发生在一个团圆的节日——中秋节：“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中秋节将小说美好的氛围推至顶峰，同时也将美好毁灭之后的悲剧的凝重感展现淋漓尽致。

美好梦碎之后的悲鸣书写。

茹志鹃在回忆《百合花》的写作经过时,这样说道:“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只有在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百合花》便是这样,在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作者在此处用了“不无悲凉”一词，因此表明作者有意为这篇小说营造出一种悲伤的氛围。

在“我”对中秋节回忆之中，“攻击开始了”。而在此时，“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通讯员’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心跳起来。”小说进行到这里，作者突然设置一个这样的情节，不仅突显了“我”对小通讯员特殊的情感，并且给读者渲染了一种不安的情绪——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x营的字样。啊！不是，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讯员。”这里或许会让读者长舒一口气，但紧接着“但我又莫名其妙地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这不禁又引发了读者的担忧：小通讯员会不会出现在伤员里呢？当外面的月亮显得格外的明时，包扎所里抬来了一个重伤员。悲剧的气氛在此悄悄晕染。

当新媳妇发现这位重伤员正是曾向她借过被子的那位小通讯员时,她不禁短促地“啊”了一声。这声“啊”给本就急切的“我”一个震撼,也给读者一声闷雷,“我”急忙拨开他们上前查看时,发现小同乡原本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安详地合着眼——很显然,小通讯员的生命已经走向尽头。小说的悲剧感突然推向高潮。

随着小通讯员生命消逝的，还有他那可爱纯朴的形象。悲痛中的“我”“强忍着眼泪”,“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而新媳妇则一改从前的忸怩羞涩,“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在医生已经宣布治疗无效时,“新媳妇却象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他衣肩上的)那个破洞。”此时无声胜有声,悲到极致才无言,新媳妇之前的扭捏与现在的镇静与淡定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感到愈发悲痛,悲剧感全面笼罩开来。

而当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的时候，文章在沉痛而又无声的悲鸣里戛然而止。

作者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极力描写三个主要人物之间的纯真的懵懂的感情，也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可爱纯朴敦厚的小通讯员形象，让我们沉浸在这一美好的氛围之中。可在一段中秋节的回忆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小通讯员的牺牲让这一切破碎、消逝，让读者感受到了“美好背后的悲凉”之感。

《百合花》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毁灭在读者面前, 给人以震撼人心的悲剧感。 正是这种不同于当时年代流行的创作方式，才让《百合花》经久不衰。而正是这种震撼人心的悲剧感才让人感受到美好事物的可贵与刻骨铭心，才能让百合花永远绽放。

(一审编辑：唐湘茹)

(二审编辑：欧阳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