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的时候，他的存在是一件多么自然的事情，一切的关心、牵念，都理应有他一份儿；而当人死了，他的影子便会随旧烛一同烧成灰，人们看到的全是新烛照出的光，就在这新光里，同样也有着旧的一份。
前两天母亲和我说：四月了。我点点头，知道她的意思——过了清明，伯爷就走三年了。
这三年我从未去看他，不是由于路途遥远，也并非杂务缠身。单纯是因为在我的情绪里潜藏着一股简单却执拗的感性力量，它在这三年内不断阻挡着我向现实的回想。它让我笃信，那片在记忆里匆匆瞥过的荒冷山林充满着潮湿和虚幻。它显现的扭曲角度，不仅跳动着冰冷和陌生，也让我顽固地相信那绝非伯爷长眠之地的事实。这几年来，家人的谈话仍常常提到伯爷，还在毫不拘束地拿他打趣，语气是温暖明亮的。似乎我们笃定他能听到，并且听到后一定会笑。
伯爷不是我的亲祖父，他是祖父的大哥。在外人看来，他活得固执且颓唐。一个无妻无子、七十余岁的老人，本就令人担忧他的境况。幸有一份退休工资，他却只是固执地垫在床底，竟尔终日在破烂堆里刨食。伯爷的仪表并不坦荡，静下时总是终日坐在板凳上巴巴地向外望着，倚着门扉，显出一副寂寞可鄙的模样。门外是条沟通东西的马路，车来如飞，从没有人停下来望一眼。伯爷坐下时总是习惯地缩腰勾背，黝黑的秃头垂吊在瘦如麻杆的腿间，远远望去，好似门框嵌进了一颗干瘪的葡萄。
乡下人赞颂老人和蔼，常说：“越老越像佛”；若有更慈悲的，便不吝夸赞“阿弥陀佛”了。但对于伯爷，邻里认识更多的却是他个性的孤僻和暴躁，这些尤其让我耳闻。
我小的时候，尚不“觉悟”，并不觉得伯爷的古怪，因为他对我全是疼爱。我常搬了板凳，乖巧地坐在伯爷身旁，看他躺在睡椅上折过一根细小的灌木剔牙，接着在月光下重复一些陈年的往事。他说，他幼时丧父，作为家中的长子，十五岁便挑起豆腐走街串巷。家中的寡母和年幼的弟妹都赖他一人的劳作。他是家庭面临破碎时临时起任的家长，在衣食无着的境地里，他起早贪黑地做工、卖油饼、磨豆腐，靠着粗硬的双手和执拗的个性供得了弟妹的成长。伯爷常对我说，他最得意的事就是帮家里起了新房。这是让他每每回想都喜上眉梢的。
听伯爷说，他原先也娶过老婆，但大抵是嫌他穷，或是脾气蛮横，最后终于“跑掉了”。又没有一儿半女，所以跑得干脆利索；他还被抓过壮丁，趁军队行到河东时偷偷当了逃兵，风声鹤唳地饿了两天两夜。伯爷是见过人命涂炭的人，所以他总是郑重其事地告诫我，长大后不要当兵，世道是说不清楚的。我当时默默应允着，尽管心里很不以为然，但没有想过，他为何要对我说这番话。我也不会知道，年幼的我，竟会是这世上唯一能支撑他熬过这漫长孤独与腌臜的人。
在说这些的时候，他的脸上实在看不出什么，就像他说的，是某个遥远的人，和某些不值一提的苦难。
伯爷待我一直很温和。但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他越来越老，牵挂和念叨的也越来越多。他常说：“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又常告诫我，吃饭时应“三扒两嚼，鼓眼一咽”。不识字的他用一辈子的试错总结出了“读了书，不吃亏”这一朴素的道理，所以对我这个读书争气的孙子很是高兴。每到月底，他都让我陪他去银行，去看看“饷”到了没。他每次都小心地摸出存折，接着再很郑重地交给我。我翻开校对日期，提醒他：“粮饷到了！”他却不紧不急，慢慢地排队。等到同来的老人问起我时，他便开阔大声地笑：“是！是个秀才！”那时他的工资是每月一千六百块，后来慢慢涨到了一千八。我仔细数了清楚，一齐交给他。他也不点，直接抽出一两张，伸给我，并叮嘱道：“记得告诉娘。”我诚惶地收下，心里不太安稳地问：“还有吃吗？”他总是挥挥手，不容置疑地说：“有吃！”但我知道，剩下的他都会存起来，不再花了。
伯爷仅有的一些用度，大都来自平日里破烂的拾掇。城南两条街，他每日溜达两回。上午拾一点，下午收一点，都积在家里。说是“家”，其实不过是一间又黑又破的屋子，自记事起，它便笼着长久的昏暗。我曾疑心伯爷在家从不点灯的原因是他的早早入睡，但后来发现，在那黑窟窿似的屋子里，电灯早已失了电线。
破烂积得多了，伯爷便找日子送出去。他有一架瘪了气的板车，捡来的破烂每次都齐齐地摞在上面。我曾和他一起送过破烂，看他用青黑变形的大手一丝不苟地将纸板、塑料压扁捆好，再工工整整地摞在板车上，拖去收购站一样一样地换钱。他劳作时，出奇地有一种雕刻家般的专注和坦荡，让人暂时忘却他境遇的窘迫和对他身份认识的低劣。收购站是当场称重的，伯爷这时总是比计价员还积极，要一眼一眼地看着指针转动。末了，他总会舔了手指，将得来的一张张皱皱巴巴的绿色、蓝色钞票一遍一遍地数来数去。接着，他总是暂且放下心来，慈爱地掏出二十块钱，塞在我的手心，并不忘说一句：好好念书。
我升中学的时候，伯爷身体还很好，一次放假时，我在路上远远遇见了他。那时正是夏天，下午四点后太阳便渐渐地矮下去，只是空气中还余一些燥热。我看见他时，他正披了单衣，右手拖着一个编织袋，手持着火钳正往垃圾堆里扒拉。他那灰扑扑的裤布一层层挽上去，露出膝盖下柴火棒一般粗硬红黑的腿骨。我看得很清楚，他那垂老干枯的肚皮，在西斜的太阳下，连带他佝偻的影子，零星的白发和许多的黑斑。当我看清楚竟是他时，一股难以遏制的战栗和恐惧情绪也迅速占据了我的心神。随后，在那天太阳的清楚照见下，我像预见了末日一般亡命返身狂奔。喧哗的汽笛、同学的嬉闹和夹杂的风声在我狼狈逃跑时通通消失了，我只看见青春期隐秘的羞耻和破碎的自尊在我逃跑时像易碎的瓷器一般被一点点击碎，又一点点黏合。我的心脏在风中被轻易地捏住，它那突如其来的停顿，让我在小心隐匿时，不敢大声呼吸。
多年后，我仍频频想起那个局促的下午。在那条夕照的逼仄小路上，我用可笑的方式安放了自己稚嫩的命运，同时将我人生中极少数的真挚情感平白抽掉了许多帧。那天之后，我
永远记下了那个在太阳余晖下奋力燃烧的老人背影，他是我敬爱的亲人，是我可怜的长辈，他是让我深怀愧疚、深重忏悔的爷爷。
后来我去了县城上中学。中学严，一个月放一次假。我越来越难以抽出时间陪陪他。更多的，在广阔世界的诱惑和书山题海的重压面前，他也显得越来越不起眼。只是后来听说，他吃得越来越少，起得越来越晚。又听说，他年纪大了，越发昏聩。一次竟把别家认作我家，径直走进去，扭开灶门烤火。而在事后，他也未能再找到我的方向。
人生，就像苦海里的航船，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锚。伯爷在他七十四岁时，迎来了这个艰难家族长孙的诞生。他在多年后一直对我重复着“七斤八两”这个数词，竭力向我证明这个数词所承载的希望与意义，但偏偏，当时的我只感到一股难为情。
高三那年，他终于突如其然地亡故了。九十一岁，人们都说是喜葬。只有家里几个人才知道，他生前身体就很坏。他有着严重的尿毒症，一个肾已经坏死，另一个肾也严重积水。但他从未在我们面前表述过他的痛苦，我们也是从他鲜有的一两次入院才得知他早已病入膏肓。死前，他对后来接替我每月帮他取钱的侄女说，我不行了，我还存了十六万，你拿点没关系，翟宝还在读书，要多给点…
追悼会上，许多多年未见的邻里和老友都纷纷赶来吊唁。悲痛之余，他们更多的是为伯爷潦草的生活和倔强的个性摇头。
当我听到伯爷最后的话语时，我茫茫然没有作声。正如现下我在伯爷墓前独自凭吊，依然无可一言。这路太远，太荒。这满目朱红的墙和高厚的碑，摸上去太冷，太生。在死后，伯爷像漫长历史中其他的人物一样，被大多数人迅速地忘记，但当我在墓前回顾了他潦草却倔强的一生后，我想，他可能未必在乎。
我虔诚献上两株黄花，洒下一杯白酒，结结实实地磕了许多头。在给伯爷献酒的时候，我恍惚间像是淋了一些在手上。又觉不对，抬头看时，原来是四月的新雨来了，正淅淅沥沥地往下打。
下山时，四月越发地近了，春风荡起，春雨新漾，往年的枯叶已全部化作春泥。四面的禾苗都青青带了颜色，以更蓬勃的生命力默默上演着新生菁英的勃发。四月的春风依旧轻抚，我背过身想做最后一次道别。就在此刻，我回头突然怔住，看着漫山的新绿和芽茧，竟突然明白了伯爷一生的用心。
（一审编辑：马琳杰）
（二审编辑：周润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