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唐》一书洋溢着浓郁鲜明的民间文学特色，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在人物塑造方面有着明显的承袭《水浒》等历史题材小说的人物模式的特征，以平民为主要关注的对象，塑造正面积极的形象，人物出身和经历带有传奇色彩，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

        《说唐》以瓦岗寨群雄风云际会为中心，铺叙自北周武帝灭北齐始，瓦岗寨好汉聚义反隋、辅唐开国的故事，再现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的动乱时代，着力描绘了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罗成、尉迟恭等传奇人物。这些人物个性鲜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小说中的人物有着一定的人物模式。

        《说唐》中的人物塑造方式和《水浒传》中的人物塑造方式及为相似，《说唐》中有隋唐十八杰，按照武力排名第一李元霸，第二宇文成都，第三裴元庆；《水浒传》中也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共一百零八条好汉。以这些英雄为主体组成一个小的集团，描述其在朝代更替或历史变革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其中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相似之处，例如《说唐》中的程咬金和秦叔宝都以勇武称，勇健非常，但三人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秦叔宝是勇武与理智并存，他既具有平民阶层的一些局限性和狭隘性，但同时由于作为济州武卫大将军秦彝的后代，又受到主流社会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因此在行为上更加的理智和克制，在《建威冒雪访良朋 雄信挥金全义友》一回中当秦叔宝被当做故意杀人的响马抓起来时，为了不连累单雄信，他选择对于不合理的封建法度和裁决顺从。程咬金以贩卖私盐起家，做过很多非法的勾当，甚至认为大赦天下的隋炀帝是个好皇帝，是一个典型的为生存而不择手段的下层人民。《水浒传》中也是如此，武松和李逵都以勇武著称，而武松相比李逵显然更有谋略，在武大郎遇害后，他既没有轻信潘金莲的话也没有在怀疑之后轻易出手，而是一点点理清线索，最终找出真凶，这一点与鲁莽轻率的李逵有着本质的差别。

       《说唐》在塑造主要人物时往往会渲染其前世的身份，增强了小说的传奇性和神秘色彩。在一些战斗场面的描写中也带有传奇色彩，当李渊一家在乞归田里的路途中遭到晋王的埋伏，寡不敌众，千钧一发之际，正在麒麟阁中休息的秦叔宝听见“正南上一声响亮，现出五朵云彩，拥护着一条五爪金龙，正在半空盘旋。”而云中正有一物将金龙咬住，金龙正处弱势，正在此时出现一麒麟载着叔宝救驾，叔宝忽然从梦中惊醒，黄骠马竟然嘶鸣奔腾，将叔宝带到正处危险的李渊身边，救了其性命。金龙作为真命天子的象征，梦中真命天子的召唤等情节，都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可读性，同时也使人物的身世经历更具传奇性。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秦叔宝，尉迟恭，程咬金，单雄信等等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小说中不再将眼光聚焦于社会上层官僚阶级，而将这些社会底层的游民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将他们作为重情重义，骁勇善战，开疆拓土的英雄人物的象征，颂扬了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其中虽然也描写了作为游民的人性的缺陷，但是仍然掩盖不了其身上正面的积极的因素，他们与一般的游民不同的是能够悲天悯人，关心国计民生和人民疾苦，再加上自身有着过硬的本领。这些下层的游民，通过推翻腐朽政权，依附于正统统治者的方式完成了阶级的流动上升。

         儒家传统强调的“义”是建立在封建统治阶级建立的秩序之上的，强调的是“君为臣纲”，符合社会秩序规范，存在着明显的阶级性。而小说中的“义”则更加接近于墨家宣扬的平等无差别的义，也就是“兼爱”。这些英雄可以为了全义而敢于打破社会秩序，甚至舍生而取义。单雄信因长兄被李渊射杀，不肯归顺李唐被赐死，秦琼等人赴刑场割股全义，连秦琼的老母亲为了报答方面单雄信解救叔宝的恩情都要来送行，场面悲壮动人。秦琼为解救私劫皇纲的程咬金，竟然不顾风险撕烂朝廷的批文。重情重义的性格成就了瓦岗英雄故事中的一个个光辉时刻。

        如果把《说唐》放在隋唐系列小说中纵向考察，可以发现其在人物塑造上的巨大成功。早期的隋唐小说，无非是把历史通俗演义化，相当简单粗陋，其中程咬金，单雄信等人虽然已经出现，但性格特征不鲜明。直到《说唐》，瓦岗寨英雄豪杰才真正地、群体地成为小说的主人，并为广大民众接受而定型，投和了大多数民众的口味，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审责任编辑：许梦瑶）

（二审编辑：于一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