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夜，坐在电脑前，翻开整理了一个学期的比较文学课程笔记，我心中涌动着说清又道不明的情愫，或许是欣喜于自己不断开拓的文化视野，或许是沉浸在红叶老师温柔的娓娓道来之中，抑或是急于用自己刚刚形成的“比较之眼”观看世界文学宝库的壮美。四个月、14周、28节课、1260分钟，比较文学课堂精彩的每一帧，每个生动的画面在我眼前依次浮现。想起《挪威的森林》中渡边的话：“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融化成黄油。”我对比较文学课堂的喜爱也许不能达到渡边的如此深情，但我确实热爱着它，是它让我走出自己狭小的文学天地，是它带我环游文学世界，是它赋予我一双“比较之眼”，让我看见文学世界中更有趣、更深刻的东西。

     从小到大，我一直沉迷在文学的海洋中。小学六年级的我捧着厚重的绣像本，边读四大名著，边拓画绣像小人；初中的我将外国小说视作今生挚爱，幻想着如果自己是简爱会做出怎样的选择；高中的我沉浸在路遥的文字中，为少平流泪，为润叶惋惜。我一直独立地对待这些作品，汲取着每个作品带给我的独特感受，从不会想横跨大洋遥远的它们会有怎样的联系。如果大学的必修文学课程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它们，那么比较文学则为我打开了一面全新的视窗，透过它，我看见不同文化下的文学之火碰撞着，擦出决然不同的绚丽烟花。比较文学教给我的与其说是崭新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新鲜的研究视角与探索方法。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谈到文学的可沟通性：“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比较文学是一座文化交流之桥、文学创新之径。在课后的阅读中，我努力地感知着这种“可沟通性”。读德伯家善良苔丝的悲惨人生，让我想起同为“自然女儿”的索米娅，张承志笔下的索米娅和苔丝一样拥有着平凡却惊人的生命耐力；被大西洋海风吹拂的诗人叶芝，也会因为同东方文化的邂逅，而发出富有禅意的感叹：“我寻找着世界/创造出来之前我有过的样子”；从《木兰辞》中跳脱出来的活泼版花木兰，东方人的面孔下流淌着个人主义精神和美国梦想；还有同为社会之镜的堂吉诃德与阿Q，被卡夫卡拯救的将要沦为文学迷信殉葬品的余华。当我以跨文化视角再次走进作品的时候，文学世界不再被分成一个个独立的单元，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着，也相互比较着，比较出民族精神，比较出文化精品。

    柏杨先生曾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滔滔不绝的流下去，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中国传统文化曾是一种“酱缸文化”，我们固步自封在本民族文化的“文化缸”中，试图自己发酵成“美味”，殊不知这种坚韧性和向心力没有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发展下去，而是逼入了死胡同，“使人们变成了‘酱缸蛆’”，直到鸦片战争的炮火将国门轰开，我们才幡然醒悟“举世皆浊，唯我独清”是一种多么盲目的自我陶醉。

     中国文学需要比较，各民族文学都需要比较。在社会生产与商品交换日益频繁，文化多元化趋势下，“比较”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发展方式。自工业革命以来，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速度与风貌，进步与落后之间隔着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落后者为屹立在文化之林的一方沃土，不得不开始将外民族文化与本民族文化进行比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这一比竟耗费了近两个世纪。

    比较文学虽然较为年轻，但也因此有着强大的生命活力。文化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如果忽视其他民族文化，我们将必定无法正确认知本民族文化。在当今文化背景下，只有拥有世界性胸怀和比较文学的眼光，才能洞察文化之林的美感，才能让文学真正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

（一审责任编辑：李恩铭）

（二审责任编辑：杨镇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