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给笔者两种几近割裂的刻板印象，一是地铁上齐刷刷黑西装的上班族，着装毫无个性，但沉默干练，二是极端放肆的个性张扬。这源于日本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奇异古怪的流行风尚以及高度发达的“娱乐”行业。是什么成就了日本矛盾的民族特性？在《菊与刀》中，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论述也许能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菊，蕴意高洁的花卉，温柔典雅；刀，暗指武士道文化，杀意潜伏。作者用两种几近对抗的事物来形容日本民族性格，也许你会认为她纯粹卖弄文笔，但当你合上书的末页，就会惊叹这两个词的使用是那样恰到好处，无论用什么词汇替换，都难以形成如此丰蕴的内涵和绝佳的审美趣味。

   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要自童年追溯而起。日本人对于幼儿的教育是宽容放松的，孩子可以享受人生阶段之中最大限度的自由，恣情肆意，即使做错了事情也会被认为“孩子什么也不懂得，他们是无罪的。”当孩子六七岁以后，人们会通过嘲笑、批评等方式促使孩子遵守规矩，这种嘲笑不仅来自于成年人，也来自于同辈。为了获得同伴和家人认可、避免被疏远，孩子们也会不自觉克制自己的行为甚至是需求，自我性格逐渐磨灭，使自己跟随集体的步伐，不显得异类。在短暂的自由时光过去之后，日本人便心甘情愿地踏入等级和义理的牢笼当中，做到“各安其分”，但其童年时期的恣意放肆，无论如何都将在其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欢愉，给予其纵情无虑的勇气。

   在另一方面，等级制度和天皇崇拜也构成日本民族性格的矛盾点。“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不是壮烈牺牲才是奇耻大辱。”《菊与刀》中的这句话十分符合异国视角对日本战时士兵的固有印象——荣誉大于生命。但当天皇在广播中宣告日本投降之后，原本顽固不化的士兵突然变为顺从的良民，绝大部分人认同了这个结果，甚至为美军的到来欢欣鼓舞，这似乎让人费解，但实际上，这与日本的等级制度与道德观念密不可分，日本的阶级分层与忠的义理将天皇的位置置于两种不同领域的等级顶端，于西方，几乎与上帝无异。日本人的战争不由天皇主导，但他们却始终为天皇而战，当天皇不需要继续战争时，日本人作战的义务便成为不作战的义务，他们不以战败为耻，只以效忠天皇为荣。他们也没有自我，民族和国家的尊严将他们个人的面容模糊掩去。

   读完全书，不由得大呼“牢笼！牢笼！好大的陷阱。”亏得自己生在开放自由的中国社会，要是投胎做了二战时期的日本人，那一生都只可做木偶，只得一点有限的自由，喜怒痴嗔皆由他人。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始终以旁人的眼光约束自身，但在这极度的压抑之中，他们又以极度放肆，在妓院或老年某一特定地点或时期抛下所有拘束尽显本来面目，这便是二战时日本各阶层人民共同的民族性格。

（一审编辑：李文彬）